以文官為主角的北宋朋黨之爭，史學界過去多著眼于鄉(xiāng)誼、政見、道德及職能的因素，從而引申出南人北人之爭新舊黨爭君子小人之爭和宰相臺諫之爭等看法。然而，從許多案例發(fā)現(xiàn)，北宋士大夫交朋結黨，其實沒有局限于任何一種尺繩，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標準，可以說既是因人而異，亦因時而異。他們可以憑鄉(xiāng)誼來結納同氣，也可以借詩文廣交天下英豪；他們中有人固然會奉圣賢之教，守正不阿，以識君子為幸，但亦有人會計算個人利害而甘心依附權勢，做個投機小人。在這本小書里，作者想指出一點，就是北宋士大夫，也像唐代牛李黨爭的牛黨一樣，靠科舉制度所衍生的座主門生及同年關系，交朋結黨。而本書的研究取向，則是集中于宋初同年進士與朋黨關系的一方面。大概由于宋代登科錄殘缺不全，誰人與誰人屬同年關系不易考見；故過去研究宋代黨爭的學者，似乎尚少從這一角度探究這一問題。本書作者故此不揣淺陋，嘗試透過研究宋太宗(939-997，976-997在位)太平興國三年(978)進士的政治生涯這一個案，從同年進士結黨的角度，探究北宋朋黨之爭的面貌。本書所以要選擇這一榜進士來研究，乃因為他們是宋代第一群公然以同年關系結黨的進士。這一榜及第的進士共七十四人，姓名可考的凡十七人，存疑六人。他們當中，熱衷結黨或介入黨爭的有七至八人。宋代大有才名的胡旦(955?-1034?)，既是這一榜的狀元，還以黨魁自任。除胡旦外，被奉為首領的，還有這一榜的省元兼第三人榜眼趙昌言(945-1009)(按：宋代每科的第二及第三人均被稱為榜眼，與明清只以第二人為榜眼不同)和這一榜年最幼的探花馮拯(958-1023)(按：宋人承唐人之俗，以每榜年最幼的人稱探花，自南宋末才以第三人為探花)。 至于他們的死黨，包括李昌齡(937-1008)、董儼(945-1008)和陳象輿(？-1014后)(按：陳象輿是否胡旦的同年仍待考)。而這一榜的第二人榜眼、宋初名臣田錫(940-1003)，和名列西昆詩人的薛映(951-1024)，雖盡量持著朋而不黨的態(tài)度，但他們與胡、趙交好，最終亦未能避免卷入黨爭。本書重點論述的，便是他們這幾個人的仕宦生涯，特別是胡、田、趙、馮與薛五人的事跡。至于他們那些沒有明顯介入黨爭的同年生平，則僅會旁及。本書無意寫成一本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合傳，蓋本書的主題是析論他們與宋初朋黨的關系。為此，他們在政治以外的成就或表現(xiàn)，例如胡旦在宋代經學上的地位，田錫、薛映等之詩文在宋初文壇的地位，就敘述從略�！　”緯鴶⑹碌臅r代，起自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迄宋仁宗(1010-1063，1023-1063在位)景祐元年(1034)胡旦逝世止，歷太宗、真宗(968-1022，997-1022在位)和仁宗三朝凡五十多年。這一段屬于北宋前期的艱難歲月，宋廷一方面經歷了幾番因繼統(tǒng)紛爭而生的政治危機；另一方面，也為遼夏的交侵而難得安寢。然而內憂外患并未使宋廷士大夫時常和衷共濟；相反，在許多時候，由于應付內外危機的政治立場和取向迥異，以及個別人物的政治野心，他們往往同舟而不共濟，務黨同而伐異。胡旦、趙昌言、馮拯等就是這類有野心而好結黨自固的人。正如上述，本書即以析述他們的政治生涯為經，而以論述他們借同年關系結黨之事為緯。本書前半部以胡旦、趙昌言為論述重心，后半部則圍繞馮拯的宦途討論，而田錫及薛映等的生平事跡，則會貫穿前后兩部�！　”緯�雖以胡旦一榜人的政治生涯為論述中心，但對太宗以后迄仁宗初年所發(fā)生的各次黨爭，不管胡旦一榜人擔任的角色是主角還是配角，均加以剖述。故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又不啻是一部宋初黨爭史。不過，為免主客易置，正文盡量以寫胡旦一榜人參與黨爭之事跡為主，其他相關的史事考證和解說，則放入注文�！　”緯�除引言和結論外，書后有附錄三，一為北宋中葉邊臣李師中事跡考，二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可考之親屬名目，三為參考書目。　　對宋初政治人物不太熟諳的讀者來說，胡旦這一榜人的名字是相對地予人陌生感覺的。雖然以官位計，他們一榜人也有馮拯拜相，趙昌言與李昌齡參政；而田錫、薛映、張鑒(947-1004)也可入名臣之列；但若論人才、論事功，胡旦一榜人總的來說，既不及前一榜的呂蒙正(944-1011)榜(太平興國二年，977)，更比不上有龍虎榜之稱的后一榜蘇易簡(958-996)榜(太平興國五年，980)；不過，正如上述，胡旦這一榜人，卻是首開風氣，以同年關系結黨。他們在宋太宗、真宗朝多次介入黨爭，雖多以失敗而告終；但他們敢攻訐權貴，抨擊朝政，比起他們多數(shù)循默的同僚，仍有可取之處。本書要考證的地方不少，除了一開始要考出有什么人在太平興國三年登進士第外，還要弄清楚胡旦等人仕歷之具體年月，而宋元人筆下有關他們事跡之真?zhèn)�，也得一一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