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覓文記》乃是我尋覓古代的文章大家之遺跡的小文。何為文章大家？要想確定該書的收錄范圍，則首先要搞清什么叫文？什么叫文章？什么叫文學？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深究起來頗為復雜。
前人對文的概念也多有探討，比如阮元在《書〈文選序〉后》說：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后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jīng)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為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為文，始以入選也。
阮元的論述是從《文選》一書的名稱下手，他認為昭明太子既然把該書稱之為文選，那肯定先要確定何為文，而后才會有文之選。換句話說，《文選》一書所涵蓋的內(nèi)容主要是文。以此推論開來，經(jīng)部、子部和史部的書不能稱之為文。對此，昭明太子在《文選序》的后面也談到了哪些古代的文章不能入選。
既然如此，那什么叫文章呢？北齊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文章篇》中說：夫文章者，原出五經(jīng)：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誄，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顯然，顏之推的觀念中，幾乎所有的文字都可以稱之為文章。
但文章一詞來源于何時呢？周振甫在《中國文章學史》前言中說：文章這個詞，在春秋時代就有了，但它的意義跟現(xiàn)在不同�！墩撜Z·泰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這個文章，指唐堯時代的文物制度。又《公冶長》：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這個文章指孔子的言論儀表。到了漢朝，文章又有新的解釋�！妒酚�·儒林列傳》載博士等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這個文章，指詔書律令的文辭，跟我們現(xiàn)在講的文章，已經(jīng)一致了，但后來又有變化。
看來，文章是個范圍的概念，并且每個時代都有著不同的內(nèi)涵與外延。為此，周振甫舉出了大量的例子，以此來說明歷代文章一詞所包含的不同意義，我摘錄他在前言中所舉出的一小段例證：《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倪）寬傳贊》：文章則司馬遷、（司馬）相如。這個文章指史文和辭賦。我們也稱辭賦為文章。但上一個文章指詔書律令，是散文；這一個文章，包括辭賦，是韻文，所以稍有不同。到三國魏曹丕《典論·論文》：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他講的文章，分為四科：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他把詩也稱為文章，這和我們的看法不同了。我們把詩和文分為兩體，文不包括詩，他把文章包括詩。劉勰《文心雕龍·風骨》：固文章之鳴鳳也。這個文章也包括詩。
周振甫說，現(xiàn)當代學者把詩和文分別認定為兩種文體，因為文中不能包括詩。但古人卻沒有這樣嚴格的區(qū)分，比如韓愈在《調(diào)張籍》中的詩句：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既然說的是李白和杜甫，而這兩位是頂尖的大詩人，顯然這里的文章二字指的是詩而非文。
如此說來，文章二字在韓愈那里指的是詩作。但看韓愈的其他文章，似乎這種判斷也不盡然，周振甫又在前言中說到：韓愈《題歐陽生哀辭后》：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這里提出古文，指散文，是要學古道而寫的散文，這個古文指散文，不再兼指詩了。
那到了什么時候文才開始特指文章而不包括詩文呢？給出這樣的結(jié)論確實不容易，但也可以舉出一些相關(guān)的實例，周振甫在該前言中說到：到了宋代，劉開寫《應責》：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這個古文，同于韓愈講的古文，指古代散文，不包括詩了。歐陽修《論尹師魯墓志》：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儒家六經(jīng)中，惟《春秋》可當之。這個文，也指散文。又說：偶儷之文，茍合于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這是說古文是文，駢文和四六文也是文，不以為非。這就跟今天說的文相同了。
既然有了這樣的界定，接下來則要說文章興起于何時，褚斌杰在其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綱要先秦、秦漢文學》中說：殷墟的甲骨卜辭，商代和周初的銅器銘文，《周易》中的卦、爻辭，《尚書》中的殷、周文告等，可以說是我國散文的萌芽。他認為，殷墟所出土的甲骨卜辭以及商代的青銅器銘文等等，都屬于散文的萌芽。
為什么這樣說呢？褚斌杰又在該書的《概說》中稱：甲骨文雖然多數(shù)比較簡短，但某些記人、記事的片斷，已能做到比較準確、清楚，是我國最早記事文的萌芽和原始形態(tài)。商朝的文告?zhèn)�別保存在《尚書》之中，如《盤庚》，記述商王盤庚率民遷殷時的幾次講話。《盤庚》的語言雖然顯得古奧，但是文中表露了講話者的感情，使用了一些生動的比喻，具有一定的文學性。《易經(jīng)》是一部巫書，在功能及性質(zhì)上與卜辭大略相同。其中的卜筮用的卦辭、爻辭，在神秘的外衣下，包含著某些社會經(jīng)驗的記載和某些哲學思想的萌芽，特別是其中還保存了一些古代歌謠，或用韻語寫的近似歌謠的作品，在文學史上有相當價值�？磥�，他把古人的記事文字統(tǒng)統(tǒng)歸入了文章的范疇。
褚斌杰的這個說法跟章太炎的觀念有些類似，太炎先生在《國故論衡·文學總略》中說：凡云文者，包絡一切著于竹帛者而為言。故有成句讀文，有不成句讀文，兼此二事，通謂之文。局就有句讀者，謂之文辭；諸不成句讀者，表譜之體，旁行邪上，條件相分，會計則有簿錄，算術(shù)則有演草，地圖則有名字，不足以啟人思，亦又無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辭，非不得言文也。諸成句讀者，有韻無韻分焉。
章太炎認為，凡是寫下來的書面文字都可以稱之為文，但有的文具備文采，而有一些只是記錄，比如會計的賬本、數(shù)學的演算公式、地圖上所標注的名稱等等，這類的記錄只能稱之為文，但不能稱之為文辭，因此他以有韻和無韻把古代的文辭作了兩分法。而對于章太炎的這段論述，游國恩則認為：此廣義指文學論也。（《先秦文學》）
游國恩也認為有必要對文學一詞作出嚴格的界定，但他同時認為要做這件事情并不容易，他在《先秦文學》一書起首即稱：文學之界說，昔人言之詳矣。自魏晉六朝以迄今茲，眾說紛呶，莫衷一是。治文學史者既苦于界說之不立，往往徬徨歧路，盲目操觚，泄沓支離，不可究詰。益以年世悠邈，作者實繁，派別枝分，千頭萬緒。其間源流變遷，盛衰倚伏之故，多無有系統(tǒng)之說明。此所以治絲而棼，說愈歧而愈遠也。
接下來，游國恩先生對相應的歷史說法作了一番梳理，而后他作出了這樣的結(jié)論：然則文學之范圍宜如何？曰：學術(shù)之不能不分而為辭章者，勢也；辭章之不能與經(jīng)傳子史完全絕緣者，亦理也。知后世經(jīng)義之文之出于經(jīng)學，則不能排六藝；知傳記之出于史學，則不能排《左》《國》；知論辯之出諸子，則不能排《莊》《列》。先秦之文學，即在專門著述之中，固未可以決然舍去也�？磥恚�他也認為文章不能跟經(jīng)、史、子三部相混淆。
可游先生同時又說，想將文學與其他的文體截然分開，這沒有可能，比如古代的傳記就是出于史學，那么作為史學名著《左傳》和《國語》就不能排除在文學之外，而同樣，先秦諸子中的莊子和列子所作之書，雖然屬于子部，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文學之外，因為《莊子》《列子》等書特別具有文學色彩。
如此說來，經(jīng)、史、子中都具有一些文學的元素。那怎么辦呢？游先生就對這類的名著一一作了點評，而后他得出了這樣的結(jié)論：先秦之文，類屬專門之書，兼采則勢所不能，悉蠲又于理有礙。大抵擇其情思富有，詞旨抑揚，乃與后世之文有密切關(guān)系者述之，則斤斤微尚之所存也。
游國恩認為，先秦的各類文章，無論是經(jīng)、史、子哪一部者，都不應當完全收入文學范疇，同樣，也不能完全排斥在文學范疇之外，凡是這類文章中富有情思并且有文學色彩者，都可以劃入文學的范疇。為什么要這樣呢？他又在《中國文學史講義》中對文學二字作出了這樣的界定：文學之意義不外兩端：一曰聲，二曰色。色者翰藻，聲者宮商。作者連屬字句、組織篇章，和其聲、設其色，以傾瀉其思想情感于寸楮尺素間，而文學之能事畢矣。
由以上可知，游國恩認為，不要從古代的文體中來界定哪些屬于文學范疇，只要有文采的文章，全部都可以歸在文學范疇之內(nèi)，所以他把先秦諸子的一些著作也列入了文學范疇。
而褚斌杰也認為諸子百家的作品屬于散文的范疇：戰(zhàn)國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和發(fā)展，同時也帶來文學上散文的勃興和繁榮。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歷史學家的言論，講學的記錄和論著，同時也就是重要的散文作品。為什么給出這樣的判斷呢？褚斌杰舉出了這樣的實例：如《孟子》散文，連譬善辯，氣勢磅礴；《莊子》散文，汪洋浩蕩，想象豐富，極富浪漫色彩。其他《荀子》《韓非子》在文章結(jié)構(gòu)和說理方面，也各具特色。
既然這樣，文章或文學的概念依然難以搞清楚，因為這需要對古代的各類文字進行一一地評判，以此來決定這類的文章和文字是否具有文學性。但因為每個人所秉持的觀念不同，這使得何為文學依然有著不確定性，比如羅根澤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一書的《緒言》中做了三分法：
（一）廣義的文學包括一切的文學。
（二）狹義的文學包括詩、小說、戲劇及美文。
（三）折中義的文學包括詩、小說、戲劇及傳記、書札、游記、史論等散文。
那羅根澤傾向這三者中的哪一類呢？他在《緒言》中明確地說自己的立場是折中義：不把凡著于竹帛的文字都請入文壇，也不把駢散文推出文壇。不過西洋文學的折中義，只包括詩、小說、戲劇和散文；中國則詩以外的韻語文學，還有樂府、詞和辭賦，散文以外的非韻語文學還有駢文（也有人把駢文歸入韻文，理由是駢文有韻律），也當然不能摒棄。
以上的界定，乃是想明確何為文學。那么，文學之外的文字算不算文章呢？如果算的話，那怎樣來稱呼這一類的文章呢？賀汪澤在《先秦文章史稿》一書中有個專節(jié)的名稱，就是有文學史，還應該有文章史，在他看來文章和文學不能混為一談。
既然如此，文學之外的文章應當叫什么呢？賀汪澤在其專著中說到：我國自古以來，雜文學甚為發(fā)達，文學史反映歷史實際，雜文學史占有相當大的篇幅。先秦時期除《詩經(jīng)》《楚辭》、神話、寓言少數(shù)一點純文學作品外，幾乎全以雜文學充當。兩漢之賦除抒情小賦文學意味較濃外，大賦刻板，夸說宮室、狗馬、山川、物產(chǎn)，潤色鴻業(yè)，文學價值實在微乎其微；政論只能算語言藝術(shù)層面上的文學；史傳其初衷在再現(xiàn)歷史真實風貌，也談不上自覺的文學意識。魏晉六朝開始有了文學的自覺，主要體現(xiàn)在詩歌表現(xiàn)藝術(shù)的探索上，將《世說新語》《搜神記》之類的雜記視為小說的源頭未嘗不可，要說它本身就是小說，恐怕是很難自圓其說的。
賀先生給出了一個答案，他覺得文學之外的文章可以稱之為雜文。接下來賀先生又說：唐宋詩詞繁盛，小說嶄露頭角，文學史家還是沒有忘記古文運動的實績。作為對駢文的反叛，將文章從僵死的駢對、用典等形式主義的框框中解放出來，韓、柳、歐、蘇以清新流暢、活潑含情的文筆敘寫人情物態(tài)，重視其美文價值是不錯的。但這只是為載道、明道而完成繼絕統(tǒng)使命的文章革新運動，而且大量地以文章為文學的寫作實踐加劇了雜文學傾向，阻遏了純文學發(fā)展的勢頭。
按照這種說法，唐宋八大家中的韓、柳、歐、蘇等人所寫的文章，也有一些屬于雜文。如此說來，一些名家的作品大多可歸為雜文的范疇。那么，具體到文章如何界定呢？賀汪澤又說：文學史以詩、詞、曲、賦、小說、戲劇為主要研究對象，兼顧散文的若干品式；文章史以應用文體為主要研究對象，其中屬于普通文章的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與散文概念有部分重疊。
看來，文章的不同概念雖然有著各式各樣的名詞，但這些名詞之間都有重疊。比如，賀先生認為周易的卦辭等先秦文字都屬于說明文：這是文章寫作的一個基礎(chǔ)部門。追其源頭，可溯至甲骨卜辭貞的內(nèi)容的表達；《周易》的卦辭、爻辭；《尚書》的《禹貢》《洪范》；《周禮》《儀禮》《禮記》之類的文字；正史中的表、志、書；古本書籍的注釋文字；《說文》《爾雅》的釋字釋義文字；法律文書中的條、令、格、式；醫(yī)、農(nóng)、兵等學科的著述。如此等等，哪一種不是用說明文寫作的？
由以上的這些說法可知，無論文章的概念還是文學的概念，雖然有各式各樣的界定，就廣義而言，古人的非韻文作品都可以歸入文章的范疇；就狹義的概念而言，則是有文采的文章都屬文學作品。
其實無論是歸為文章還是歸為文學，以我的看法，都可以歸為文的范疇，然而文中的五經(jīng)，當然放在經(jīng)部最為合適；而正史和雜史則放在史部更為妥當；子部的文章在分類上較為復雜，對于這個門類可以按照游國恩先生的觀念，將其中有文采的文學挑選出來，歸入文學范疇，比如先秦諸子的作品，則可將其放在文學的范疇之內(nèi)，例如本屬子部·兵家類的《孫子兵法》，雖然這不是一部文學作品，然而其敘述的語言卻頗具文采，這當然也應當納入文學的范疇之內(nèi)。
按照四部分類法，除了經(jīng)、史、子之外，還有集部。集部中包括了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詞類、戲曲類、小說類和評論類。再接著作進一步的劃分，即使是別集類，還可以分出詩集和文集。根據(jù)有韻無韻的原則，則可把詩、文作出兩分法。而集部中的評論類，則是指對于文章的評論，古人將此并稱為詩文評類。由此可知，對于文章的評論之文，也屬集部的范疇。
那么，詩文評類包括哪類的著作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文章莫盛于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于今者，則斷自劉勰、鐘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采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后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
以上所言乃是將詩文評作了五分法，對于這樣的分法，朱東潤認為較窄：舉此五端以當文學批評，范圍較狹，而詩話詞話雜陳瑣事者，尤非文學批評之正軌。然前代文人評論之作，每每散見，爬羅剔抉，始得其論點所在，正不可以詩文評之類盡之也。（《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
既然如此，朱東潤先生認為古人哪類著作可以歸為文學批評的范疇呢？他在專著中又接著說到：今欲觀古人文學批評之所成就，要而論之，蓋有六端。自成一書，條理畢具，如劉勰、鐘嶸之書，一也。發(fā)為篇章，散見本集，如韓愈論文論詩諸篇，二也。甄采諸家，定為選本，后人從此去取，窺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岳英靈集》，高仲武之《中興間氣集》，三也。亦有選家，同附評注，雖繁簡異趣，語或不一，而望表知里，情態(tài)畢具，如方回之《瀛奎律髓》，張惠言之《詞選》，四也。他若宗旨有在，而語不盡傳，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見于他人專書，如山谷之說，備見詩眼者為五；見于他人詩文，如四靈之論，見于《水心集》者，六也。因此，對于文學評論類的作家也就成為本書的收錄范圍之一。
歷史上有名的文學團體，似乎以唐宋八大家最具名氣，雖然這種并稱只是到了明末才由茅坤確定下來，然在此之前的明初，朱右已經(jīng)有了《八先生文集》這樣的提法。為何要將此八位古代文章家并稱呢？當然，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說法，比如吳小林在其專著《唐宋八大家》一書中說：唐宋八家有著大體一致的理論主張和創(chuàng)作傾向，又有著不同的風格特色。他們都是唐宋古文運動的領(lǐng)導者和中心人物，共同反對駢體文，不滿綺麗浮華的形式主義文風，提倡恢復和發(fā)展秦漢散體文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不同程度地堅持了文道合一的方向（在文和道的側(cè)重上各人有所不同），為把散文從駢儷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確立散句單行，自由書寫，接近口語的新型散文古文作出了貢獻。
如此說來，這八大家并稱跟他們的理論主張和創(chuàng)作傾向的大體一致性有著重要關(guān)系。既然如此，這八大家是否也各具特色呢？從歷史的評論看，當然是這樣，比如宋李涂在《文章精義》卷十七中說：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而清吳振乾則在《唐宋八大家類選序》中也稱：奧若韓，峭若柳，宕逸若歐陽，醇厚若曾，峻潔若王，既已分流而別派矣。即如眉山蘇氏父子兄弟師友，而明允之豪橫，子瞻之暢達，子由之紆折，亦有人樹一幟，各不相襲者。
對于這些說法，吳小林在其專著中總結(jié)到：他們也同中有異：在理論主張上八家有區(qū)別，甚至有交鋒；在創(chuàng)作上，八家風格多樣，異彩紛呈。首先唐代兩家和宋代六家就具有不同的特色，大體說來，唐代兩家之文雄健奔放、奇崛簡峭，宋代六家之文平易通順、委曲婉轉(zhuǎn)。其次，同屬唐代的韓、柳，同屬宋代的歐、曾、王，甚至文風比較接近的蘇氏父子，也各有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