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雜劇自它發(fā)展、成熟起,就受到了社會上有識之士的關注，如元羅宗信《中原音韻》序云:世之共稱唐詩、宋詞、大元樂府，誠哉!但羅宗信同時又指出:學唐詩者,為其中律也;學宋詞者,止依其字宇數而填之耳;學今之樂府，則不然。儒者每薄之。愚謂:遷闊庸腐之資無能也,非薄之也,必若通儒俊才,乃能造其妙也。明李卓吾(童心說》也說:詩何必《古》、《選》? 文何必秦? 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記》、為《水滸傳》.....皆古今至文，不可得以時代先后論也。可惜這一論點，當時沒有、也不可能得到普遍認可。真正予以高度評價,使元雜劇的崇高地位得到社會的普遍承認，則當歸功于清末民初的一些學者。首先是王國維,他在《宋元戲曲史·自序》起首便擲地有聲地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