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用中國實踐檢驗效率
　　2009年12月，作為答辯委員的我參加了張鳴鳴的博士論文答辯，論文題目是“農村公共產品：效率評估和路徑選擇”。時隔5年，在這本專著里又看到了博士論文的章節(jié)，不同的是，本書除了參考答辯委員提出的意見進行了修改外，還增加了以成都市為例的實踐檢驗一章。這是張鳴鳴學術生涯的第一本專著，她十分鄭重地請我寫序，于公于私，我都應該認真地思考她所研究的課題。
　　近年，中國的農業(yè)、農村、農民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2013年第一產業(yè)增加值達到56957億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消費支出分別達到8857.9元和6625.5元，農村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為37.7%，與改革開放之初相比可謂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12年糧食人均占有量和勞均糧食產量分別達到436.50公斤和2167.99公斤，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經營耕地面積達到2.34畝，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達到37.1平方米，農村居民每百戶家庭擁有汽車數量為4.05輛。盡管從橫向比較，這些數字與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甚至城市居民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在短短幾十年特別是最近十年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對于一個農業(yè)大國來說實屬不易，這在全世界都是絕無僅有的。在數字的背后，固然有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快速發(fā)展帶來的經濟增長紅利，但更多的要歸功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規(guī)模的絕對擴大。2013年國家財政農林水事務支出達到13227.91億元，是2007年的3.9倍。醫(yī)療衛(wèi)生支出達到2588.12億元，新型農村合作醫(yī)療中央財政補助標準從2003年的人均10元提高到人均280元。2009年開始試點的新型農村養(yǎng)老保險中央財政人均補助55元，2014年新農保與城市居民養(yǎng)老保險并軌。在教育方面，2013年開始實施全國1.2億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全部享受免學雜費和免費教科書政策，以及中西部地區(qū)1260萬名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享受生活費補助政策，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營養(yǎng)改善計劃惠及3200萬名貧困地區(qū)學生。在城市，培訓農民工938.4萬人次，支持1394萬名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城市接受義務教育，農民工參加失業(yè)保險的人數達到3740萬人……公共產品供給的范圍擴大和投入增加，既源于直接提高農業(yè)綜合生產能力和減少災害損失的基礎設施建設，如農田水利建設，也源于改善農村環(huán)境的道路、房屋等建設，同時還有大量以提高農民生存發(fā)展能力為主要目標的社會事業(yè)建設，農民所能享受的衛(wèi)生、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資源狀況得到根本性改變�？梢哉f，農村公共產品的增量供給是我國破解“三農”問題取得重大進展的主要原因，也為城鄉(xiāng)關系持續(xù)改善、要素交流日益頻繁提供了重要支撐。
　　但是需要正視的是，在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到新的階段、城鄉(xiāng)關系出現(xiàn)歷史性結構變化的今天，城鄉(xiāng)關系、農村內部結構已經發(fā)生重大變化，走集約化、專業(yè)化、組織化、社會化的現(xiàn)代農業(yè)道路是必然選擇。與此同時，新一輪城鎮(zhèn)化的重心在于推進城市和農村協(xié)同發(fā)展以及提升新市民的能力，依靠擴大公共投入推動農業(yè)增產、農民增收的難度有所加大。之前10余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補償性和發(fā)展性投入相疊加，產生了較為顯著的成效，但正如本書所提出的，無論是從直觀感受來看還是根據理性分析，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效率流失，張鳴鳴博士認為這主要是由兩方面因素導致的。一方面，公共產品的強社會屬性決定了其在供給方式上更強調利益相關者的主體性，傳統(tǒng)的政府主導型供給模式建立在社會總體發(fā)育水平偏低的基礎上，雖然在一些領域效率偏低，但總體上還能發(fā)揮較大的作用。伴隨著社會整體的成熟，特別是生產力及農民對生產力認知水平的大幅提升，這種在原有利益關系下發(fā)揮重大作用的自上而下的供給方式的弊端日益顯現(xiàn)。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可以衡量價值（或成本）的“產品”，即便是公共的，在外部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也同樣有著邊際效用遞減的現(xiàn)象。因此，本書認為應當從調整、優(yōu)化相關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切入，構建一種代表不同集體利益的主體理性協(xié)作的公共產品供給格局，政府不再承擔“無限責任”，農民也不再“等、靠、要”，這是一種建立在制度化基礎上的、有著現(xiàn)代治理體系架構的、以提升供給效率為目標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政府主導、農民主體、社會參與”的主動參與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張鳴鳴博士的這本專著有兩條主線。一條是明線，即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進行評估，在經典經濟學概念的基礎上，謹慎地選擇部分領域，采取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方法進行評估，提出修正假設，然后通過實驗和觀察成都統(tǒng)籌城鄉(xiāng)改革的實踐來驗證，脈絡清晰，邏輯嚴謹。與此同時，對中國農村和城鄉(xiāng)關系的整體發(fā)展走向的分析和判斷構成本書的另一條主線。無論是對研究對象的界定，研究方法的選擇，還是假設及驗證，“中國”概念貫穿始終，其中既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理論，也有經濟學相關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估計，甚至運用了中國傳統(tǒng)哲學思想，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放在整個中國的宏觀環(huán)境中考慮，對土地、勞動力、治理結構、農村社會關系等相關制度和非制度做了較為充分的獨立思考。
　　13年前，一個大學剛畢業(yè)的青澀女生站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農業(yè)經濟管理專業(yè)碩士研究生面試的考場上，對中國農村一無所知卻無所畏懼地侃侃而談，那是我和張鳴鳴第一次見面的情形，我有些驚訝她準備得并不充分，但同時也贊賞她的自信和勇氣。后來，她成了我的學生，再后來，她因為學習優(yōu)秀和在研究方面表現(xiàn)出來的出眾潛質而留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工作，接下來攻讀四川大學經濟學院的博士學位，后來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fā)展研究所博士后流動站，師從我國泰斗級農業(yè)經濟專家張曉山教授。一路走來，一路艱辛，無數欣喜，張鳴鳴走得踏實，走得精彩，僅僅數年，她已脫穎而出，成長為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能夠獨當一面的學術骨干，成為公認的佼佼者。這固然有她天資聰慧的緣由，但更重要的還在于她的勤奮和堅持，她付出了比別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對張鳴鳴來說，學術之路還很長，還需要有更大的付出，但我深信，只要對學術研究始終抱有虔誠的愛，堅守而不放棄，她就一定會有精彩紛呈的未來，從這本書開始，我們將見證一個青年學者走向未來的學術足跡。
　　在今天的中國，“三農”依舊是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張鳴鳴從其中的一個點切入，提出的假設和論證無疑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當然，書中也有不盡完善的地方，比如對中國農村發(fā)展改革相關制度框架的分析有待深化，特別是治理結構和鄉(xiāng)村格局的變化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的影響方向和程度可做進一步研究。再比如可以探討如何在信息時代和后工業(yè)化時期處理好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關系，繼承好的傳統(tǒng)制度，使其成為農村公共產品有效供給的寶貴遺產。期待張鳴鳴查漏補缺，取得更令人欣喜的成果。
　　郭曉鳴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2014年11月5日
　　序二　改善供給方式：參與和選擇
　　在經典經濟學研究中，公共產品并不是一個被廣泛關注的領域，但是因其在現(xiàn)代社會中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生產效率方面具有不可或缺性，這個話題又從來都不曾被忽略。經濟發(fā)展水平持續(xù)快速提升，社會結構發(fā)生深刻變化，公共選擇（社會選擇）、政府職能、公共財政、社會保障、社會事業(yè)等問題為公眾聚焦。與此同時，在全球化背景下，伴隨著工業(yè)革命和信息革命的疊加推進，公共產品的內涵及外延也發(fā)生了一定變化，經濟治理、福利經濟、機制設計等相關理論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并日益從學術走向實踐，對經濟社會進步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中國農村，迥異于西方國家的制度架構和經濟社會基礎，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及效果顯得更為特殊。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在較長時期內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和人民公社制度，農村運轉靠的是“公私合一”和“社會結構固化”，生產資料甚至部分生活資料“公共地”屬于固定群體。因此，雖然這個時期物資十分匱乏，但有賴于強大的組織機制，通過農民的自我供給，我國農村的各項公共產品尤其是農田水利設施仍然有了極大的改善。農村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中國經濟進入了連續(xù)30多年的高速增長階段。市場競爭加上不完善的制度設計，農業(yè)精英勞動力、資金、優(yōu)質土地等生產要素迅速向比較收益較高的部門流動。從糧食產量的數據來看，農業(yè)似乎并未受到嚴重的沖擊，與此同時，農民的收入水平節(jié)節(jié)攀升，農民增收更多地依賴非農部門。就農村發(fā)展而言，通過調整財政資金增量部分的投入方向等一系列措施，政府加大了對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yè)的投入，城鄉(xiāng)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正在被打破，農村持續(xù)繁榮。
　　那么，還有什么是缺乏的呢？在經濟學中，因為對資源稀缺性的普遍共識，“效率”是最被關注的。在投入和技術給定的條件下，有效使用社會資源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類的愿望和需要，是人們孜孜以求的目標。這至少包含兩層關系：一是整體與局部的關系，對整體而言有效率是否對局部也同樣有效率？二是現(xiàn)期與長遠的關系，當前有效率的資源利用方式是否具有長遠效益？私人產品具有顯著的個體目標性，特別是在工業(yè)化社會，產品設計、生產、推廣、使用、受益、評價等環(huán)節(jié)的主體明確，能夠通過市場手段進行價值判斷并隨之做出應對性調整，以提升資源利用效率。相對而言，公共產品則復雜得多。在中國農村，既有以提升農業(yè)生產效益為目標的農田水利、農業(yè)技術的基礎性研究類的公共產品，也有以社會公平正義為目標的養(yǎng)老、教育、醫(yī)療等社會事業(yè)類公共產品，還有以完善農村功能為目標的道路、給排水等基礎設施類公共產品；既有著重于全局發(fā)展的公共產品，也有使部分人受益、滿足局部公共需求的產品；既有傳統(tǒng)概念上的公共產品，也有隨著時代發(fā)展和社會結構變革而出現(xiàn)的諸如社會養(yǎng)老、文化建設等新的公共產品。
　　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本身是個相對單純的課題，但是一旦與中國農村的復雜情況以及中國轉型期所發(fā)生的無窮變化相結合，就成了一個十分復雜的課題。張鳴鳴博士的這本專著從問題出發(fā)，以“效率”為核心，系統(tǒng)地梳理了國內外相關理論及前期研究成果，著重于回答變化中的中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否有效率”、“能否有效率”以及“如何有效率”。在整個問題的討論中，張鳴鳴博士并未局限于經典經濟學理論，而是對社會學、人類學乃至政治學和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的前期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歸納和應用，其論據基于大量中外文獻以及從各種實地調研中獲取的信息。這本專著來源于張鳴鳴博士于2009年12月通過答辯的博士學位論文。在評審過程中，5位評審專家從學術角度給予了這篇論文較高的評價，同時也提出了修改建議，張鳴鳴博士在此基礎上對論文做了修改，但仍有令人不滿意之處：其一，運用經濟學方法對農村公共產品效率進行評估時，未能全面覆蓋現(xiàn)有的農村公共產品類型，產生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缺乏相關的統(tǒng)計數據；其二，對本書的結論——主動參與模式是增進農村公共產品效率的路徑選擇——的實驗檢驗存在困難，主動參與模式在現(xiàn)實中是否仍然存在制度設計缺陷，以及采取何種措施能夠提高主動參與模式的運用效率還有不確定性。應該說，張鳴鳴博士是幸運的。2007年成都市獲批全國統(tǒng)籌城鄉(xiāng)改革試驗區(qū)，在農村改革諸多領域先行先試，其中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制度改革正是基于構建新型農村治理結構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創(chuàng)新，這與張鳴鳴博士提出的主動參與模式不謀而合。2010年張鳴鳴博士獲批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城鄉(xiāng)一體化進程中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與政策研究”，使她有了更加系統(tǒng)地觀察、審視成都改革試驗的平臺。通過兩余年從不同視角和空間進行的反復觀察和討論，張鳴鳴博士對她在博士論文中提出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主動參與模式”進行了修正和完善，使博士論文的第二個不足部分地得到彌補。
　　作為張鳴鳴的博士生導師，我認識她十年有余。張鳴鳴性格鮮明，開朗活潑，在朋友中很受歡迎。這種外向型性格使她的思維方式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可以用“發(fā)散”來形容。讓我欣喜的是，現(xiàn)在張鳴鳴正在成長為一個具有潛力的學者，這本《農村公共產品效率的檢驗與實踐》從立題到完稿，歷時7年、兩個階段，在她的學術成長過程中無疑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盡管著作的主體部分成文較早，而且最近幾年中國農村改革不斷擴展和深化，但我相信張鳴鳴博士對于具有中國農村特點的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做到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堅持了自己的觀點，她為讀者展示的巨變中的中國農村公共產品有效供給的評估方式、路徑選擇以及成都試驗區(qū)的經驗，盡管是一己之見，但在我國城鄉(xiāng)關系發(fā)生歷史性巨變的今天，確實具有普遍適用的實踐價值和理論意義。
　　當然，本研究還存在不足之處，懇請學術同人指導批評，同時請張鳴鳴以此為起點，不斷深化研究，得出更多更好的學術成果。
　　蔣永穆
　　——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2014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