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歷代藏書家

私家藏書始于何時，我未曾讀到過確切說法，我所訪得者，以時間論，二酉洞的年代似乎最為久遠，是在遙遠的秦代。有人會說，這不算私家藏書樓，但我不同意這種判斷。如果說二酉洞不能算私家藏書樓的話，那它應該算什么呢？首先，它不是官府藏書，因為這些書是那個時代的大儒伏生偷藏的。第二，這個洞即便不是伏生挖成的，至少也是他發(fā)現(xiàn)的，這樣說來，該洞的所有權，或者發(fā)現(xiàn)權也同樣不歸官府，否則的話，伏生費盡千辛萬苦，冒著生命危險藏起來的這些書，也早就變成了劫灰。你看，書是伏生所有，洞是伏生所發(fā)現(xiàn)，那里面的藏書如果說不屬私家，我就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歸類了。這正如孔子所言“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所以我把二酉洞算作伏生的藏書樓，也就等于說，我把二酉洞視為中國已知最早的私家藏書樓。如果有人再反對我的這個說法，那我也絕不再假謙虛，因此，我在此慎重聲明，我訪得該洞，就等于訪得了中國私家藏書樓的源頭。

私家藏書樓的源頭問題，算是定下來了，那么該敘述下一個問題了。那就是中國歷代私人藏書家到底有多少，這一點我就沒有以上的自信了。伏生之后，中國到底出了多少位藏書家，這一點還真的不好說，當然，我知道怎樣找出搪塞的借口。比如說，首先要弄清楚，藏書家這個專用名詞的外延和內涵，也就是說，在數(shù)量上，藏到多少才算是藏書家，有怎樣的質量才算是藏書家，等等。民國時期，周今覺僅藏了一個郵票四方聯(lián)——當然這是孤品——就被當時的人稱作中國的郵票大王。若以此類推，某人僅藏了一部書，比如一部唐版書，當然曾國藩當年就說過“世人何曾見唐版”，其實我就是說個“假如”，如果不讓這么假如的話，那就換個次一級的。比如某人藏了一部宋版書，并且這部宋版書是近千年來的孤本，名氣極大，那么，僅擁有這么一部書的人算不算藏書家？其實這個答案無論是算與不算，都會遭到反詰：你憑什么下這個結論？誰授權你來給藏書家下一個嚴格的定義？但如果沒有定義，那么關于藏書家數(shù)量的問題，又回到了原點。還是這句話，中國歷史上存在了多少位藏書家？答案就是：我不知道。

范鳳書先生專研中國私家藏書史，他在《中國私家藏書概述》中統(tǒng)計出全國著名的藏書家有4715位，范先生在“藏書家”之前加了一個限定詞，那就是“著名”。既然把藏書家進行了兩分法，著名的統(tǒng)計出來了，那非著名的有多少呢？文中沒有說。比如郭德綱，他自稱是“非著名相聲演員”，那么藏書界像他這樣的，本有藏書成就，而堅稱自己“非著名”者，我覺得中國一定有。既然是這種情形，那么這些有成就的“非著名藏書家”，肯定沒被范先生統(tǒng)計在內，更何況范鳳書先生并沒有說出著名與非著名之間有著怎樣的界定。如此說來，中國藏書家的數(shù)量也只能是一個模糊概念了。

就算按照范先生的4715位著名藏書家來說，我若把這個數(shù)字作為自己的尋訪目標，那藏書樓的尋訪就會與那個著名的電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相似了。您算算，即使我每天找一個，并且每一個都能有結果，那我也要假日無休地跑上十幾年。好在，這只是個理論數(shù)據，因為中國的歷史已經在大廚的炒勺里不知道翻過多少遍了，無論多少著名與非著名的私家藏書樓，到了我開始尋訪的時代，所余已經不足十分之一。

我的書樓尋訪，確實下了很大氣力，為此也收到了不少贊譽之聲，但這種夸獎的聲音，還是沒能完全滿足我的虛榮，因為它們未曾撓到我的癢處。沒有人說我的這些尋訪過程實質上是一種田野調查，而這種方式頗類國學大師王國維提倡的兩重證據法，至少我覺得自己所從事的這項工作，是歷史上第一次系統(tǒng)調查中國古代藏書樓現(xiàn)況。我用了這么一堆的限定詞，原因就是古代訪藏書樓者也一定有前輩在，可惜這方面的記錄少有留存，即便有人在我之前進行了這項工作，他也絕沒像我這樣當作一個系統(tǒng)工程，來做撒網式調查，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靠一己之力，基本上調查清楚了古代藏書樓現(xiàn)存狀況。

從這項調查的一開始，我就低估了它的難度，原因是我在此之前把功夫重點用在了查找資料方面，把史料上的記載當成了一種現(xiàn)實存在。更何況，我所查得的藏書樓史料，也不過就是概念模糊的蛛絲馬跡，而對于樓的實際情況，大多所記都語焉不詳，除了一些極其有名的藏書樓——比如天一閣，很少有文獻詳細記載藏書樓的具體位置。雖然到了近現(xiàn)代，關于藏書樓的專著時有面世，但也同樣如此，還是很少會提到某樓具體位置所在，就更不用說該樓的存廢。這正檢驗了那句話，“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所以尋訪藏書樓的實際困難，遠超自己所料。而困難的種數(shù)之多，幾乎難以略記，但我這人也有個怪癖，可以用林志炫的《單身情歌》來形容：“愛是越挫越勇，愛要肯定執(zhí)著�！北局�這種精神，我在十幾年前就下了五年的氣力，總計找到了一百余座藏書樓，而后在雜志上連載，再后來經過徐雁先生的幫助，結集為《書樓尋蹤》，該書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tǒng)地實地考察藏書樓的專著。不過我要在此慎重聲明，尋訪藏書樓的先行，是徐雁先生，我是踏著他的足跡把這件事進行到底者。

那幾年的尋訪，我受到了一位好友的蠱惑，他堅定地認為，用老式的膠片機，并且用黑白膠卷來拍照，得到的照片最能表現(xiàn)出古代藏書樓的滄桑。他的說法很有道理，但他忽視了我的水準，因為我是真正的“非著名攝影愛好者”，我的拍照水平之差，大家可以盡情想象。但我當時鼓起匹夫之勇，按其所言，到處去買他列舉的裝備，直到自己滿身披掛。當時買到這些專業(yè)的行頭，于我而言，也非易事，我哪能像花木蘭那么容易，“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她一瞬間就轉了四個市，把裝備買齊了。咦，不對呀，花木蘭被征兵上前線打仗，為何所有的裝備還要自己掏腰包？這個天子可真是摳到家了。且不說這些，當時我買裝備，可真真切切地下了一番苦功。當時黑白膠卷已經很難買到，拍照完畢后，找地方沖洗膠片也成了問題。等沖出來一看，所拍大多無法使用，因為膠片機不像數(shù)碼相機，無法在現(xiàn)場看到拍攝效果，這中間的講究，比如光圈、焦距等，我一概不懂，以這樣的水準來使用專業(yè)相機，其效果之慘你一定想象得到。

而今信息的來源大為豐富，相關著作時有面世，網絡搜索更為發(fā)達，各地的書友相識者也越來越多，還有一項便利，那就是飛速發(fā)展的高鐵。我把這些便利條件綜合利用起來，加上以往的經驗，費時三四年，又在全國范圍內探尋古代人文遺跡，總計尋得近兩千處，古代私家藏書樓占了其中的百分之十，而后將這些書樓的尋訪過程，加上史料，寫成了一篇篇的尋訪記，組成了這部書。

當然了，做任何事情，都要講個意義，那么尋訪古代私家藏書樓的意義在哪里呢？鄭偉章先生的宏著《文獻家通考》是我案頭必備的工具書，在該書的前言中鄭先生有這樣的一段話：

中國數(shù)千年文明之發(fā)展，在在離不開書籍！歷史是一條長河，任何個人不過是長河中的一個水分子，且瞬息即逝。唯有一艘不沉的巨輪在長河上由古駛至今，還要駛向永遠。它，就是書籍！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書籍的民族，故歷史上文獻家輩出，代不乏人。聚書、抄書、校書、刻書、輯書、編目、題識等活動，便成為幾千年來中國文壇上重要歷史活動內容。

我覺得這段話高度概括了中國古代藏書家所做出的歷史貢獻，而我的尋訪，也正是要表現(xiàn)出我對這些藏書家的崇敬之情，讓我自己以及這個社會上的愛書人永遠銘記，正是因為有歷代藏書家的存在，才使我們得以了解我們民族歷史的燦爛與輝煌。

書樓的尋訪，也讓我有著多方面的收獲。這個收獲首先是使我在地理概念上能夠更加清晰地看出來中國古代文化的集中與分散。我所找到的書樓，幾乎四分之三都處在江浙一帶，這一帶再擴大一點兒范圍來說，那就是中國的江南地區(qū)，自宋代之后，這一帶成為中國人文薈萃之地，雖然元明清三代皇家政權都建立于北方，但這并不影響江南文化的繼續(xù)繁榮。當年東北的王爾烈作為主考官前往南方地區(qū)開展工作，江南的學子對于來一位北方高寒地區(qū)的主考官頗有不滿，于是在他的門楣上寫了句“千山千水千才子”，言外之意，真正的文化在這里。而作為主考官的王爾烈，當然毫不示弱，他對了下聯(lián)“一天一地一圣人”，這里的“圣人”當然指的是皇帝，其潛臺詞，就是你江南有再多的才子，也還是歸北方的一位皇帝來管。然而機智終歸只是機智，事實依然是藏書之事，南方遠勝北方，而書樓的尋訪也是如此。

我的另一個所得，是尋訪過程中交到很多朋友，雖然這些朋友大多數(shù)是我在此之前就相熟者，但是，“出門靠朋友”這句古訓，給我的尋訪帶來了許多的便利。比如蘇州的馬驥先生，他為了帶我探訪遺跡所動用的關系，以及為此所付出的，都可謂費盡心力；而黃艦先生，在嗓子說不出話的情況下，依然陪我去鄉(xiāng)下尋找；江澄波老先生為了能夠告訴我一個確切的地址，竟然在凌晨先行探訪一遍；薛冰先生為了我的尋訪，到處打電話落實地址；朱旗先生為了讓我省些跑腿的氣力，幾次為我安排司機；而范笑我先生，我前往打擾多次，他每次都不厭其煩地替我安排各種細節(jié)；勵雙杰和童銀舫先生，則專程開車送我到另一個地區(qū)去探訪；胡關妙先生也是為了讓我少跑路，竟然從幾百千米外開車來接我前往另一地；盧平先生會很細心地安排好各方面的細節(jié)；陳琦先生為了讓我得到滿意的答案，竟然找到了多位藏書家的后人；另外還有府軍、顧正坤、付國君等太多的朋友，在此無法一一列舉。事非經過不知難，我自己在尋訪途中所遇到的各種困難，大多數(shù)都是在友人的幫助下，才得以克服，每念及此，我都會心存感謝，在此，我向那些對我提供過幫助的朋友們，鄭重地說一聲謝謝。

本書因為是邊訪邊寫，所以在體例方面，有時考慮得并不完整，而后經商凝瑤女士之建議，本書的編排方式有所調整。比如我原本將各個藏書樓按照時代的先后順序進行排列，在她的建議下，我改為按照地區(qū)排列，這種排列方式，更能夠一目了然地看清楚藏書樓所集中的地區(qū)，為讀者提供了文字之外的重要資訊。而在每個地區(qū)之內，商女士建議，按照每個樓主的生年進行排序，她的這些建議我都一一采納。但也鄭重聲明，因為文章是陸續(xù)寫成的，所以難免有這樣那樣的錯誤，而這方面的文責，我當然要自負。這些書樓尋訪之文，曾有部分發(fā)在微信公眾號上，也得到了多位讀者的厚愛，給我指出了不少筆誤，我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