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進行的一些關于類人猿的合作行為的研究中，他們從未為了建立聯(lián)合目標和聯(lián)合注意，嘗試進行任何明顯的交流；相比于此，為了形成聯(lián)合目標和聯(lián)合注意，以及協(xié)調活動中的若干角色，人類兒童則會參與到各種言語和非言語交流中。

　　基于此，人類的合作交流（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首先會在合作活動中演化形成，因為這些活動為共同話題（jointtopic）提供了所需的共同基礎，并且形成了合作動機（cooperative motives）——格賴斯（Grice）認為后者對于推論機制（inferential machinery）的正常運作至關重要。再次設想一下人類最基礎的獨特交流行為——指示手勢（the pointing gesture），脫離了共享情境（shared context），指示沒有任何意義。但如果我們正在合作活動中（如采集堅果），那么指示手勢很多時候就立刻具有了明確的意義（如這里有一個堅果）。像維特根斯坦首先提出的那樣，我可能指向一張紙，指向它的顏色、形狀或者其他任何方面，這依賴于交流行為所處的生活方式（lebensform）。與生活方式——或許，合作活動可能作為一個原型（prototype）-之間建立的聯(lián)系將指示動作置于一個共享的社會實踐（shared social practice）中，這使得空洞的指示有了意義。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傳統(tǒng)交流所使用的“隨意的（arbitrary）”言語符號只是噪聲（noise）。只有當人類在合作活動中發(fā)展出合作交流的方式之后，他們才能開始脫離這些活動進行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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