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深刻地揭露了法國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會矛盾,強烈地抨擊貴族階級的荒淫殘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層人民的苦難。作品尖銳地指出,人民群眾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貴族階級的殘暴統(tǒng)治下,人民群眾迫于生計,必然奮起反抗。這種反抗是正義的。小說還描繪了起義人民攻擊巴士底獄等壯觀場景,表現(xiàn)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作者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既反對殘酷壓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對革命人民過于*的暴力。但《雙城記》備受爭議,因為在狄更斯筆下,失控階段的革命演變成了巨大災難,狄更斯批判革命人民盲目屠殺,在憎恨貴族社會對他們殘酷壓迫的同時,自己也變成了一種畸形的社會階層,除了仇恨和報復,一無所有。
前言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模椋悖耄澹睿,18121870),是十九世紀英國現(xiàn)實主義作家,他以十四部揭露、抨擊當時英國社會的巨著的突出成就,開創(chuàng)了現(xiàn)實主義新時期,被后世尊奉為批判現(xiàn)實主義最杰出的代表,幽默、諷刺的巨匠,語言大師,召喚人們回到歡笑和仁愛中來的明燈,也理所當然得到馬克思很高的評價。
狄更斯于一八一二年二月出生于英國樸茨茅斯,父親是海軍軍需部門的職員,由于欠債進了債務拘留所,全家生活陷于困境,也搬進拘留所,當時,十二歲的狄更斯已在一家皮鞋油作坊當學徒,在陰冷的地下室里干貼商標等雜活!洞笮l(wèi)·科波菲爾》的主人公的遭遇,就是他童年經(jīng)歷的寫照。父親出獄后,送他去上了兩年學。十五歲時,進律師事務所當繕寫員,又自學速記,當了《紀事晨報》報道議會辯論的采訪記者。業(yè)余仍孜孜不倦地學習,是大英博物館圖書閱覽室的?。他童年的不幸遭遇,他所從事的工作,尤其是當時英國的社會現(xiàn)實,是他真正的大學。
作者所處的時代,是英國經(jīng)歷了始于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延續(xù)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工業(yè)革命,經(jīng)濟上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階級矛盾更為尖銳的時代,套用狄更斯的語言來說,那是英國歷史上經(jīng)濟最繁榮的時代,也是最黑暗的時代;英國是世界上經(jīng)濟最發(fā)達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一方面,原始積累大大擴大,生產(chǎn)力迅速增長,財源滾滾而來,工農(nóng)業(yè)資本家獲得了暴利;另一方面,大量農(nóng)民,小生產(chǎn)者破產(chǎn),淪為廉價的勞動力,從而造成了人數(shù)最多、最集中、最典型的無產(chǎn)階級;他們的處境極為悲慘,不滿情緒日益高漲,終于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爆發(fā)了轟轟烈烈的憲章運動,列寧稱之為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政治性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運動。在十年間(18381848),這一運動經(jīng)歷了三次高潮,雖然被鎮(zhèn)壓下去,但在工人運動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它提出的社會問題,群眾所表達的憤怒和不滿,也必然對當時英國的思想家、作家,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
狄更斯于一八三三至三七年出版了真實生活與風習的小速寫《特寫集》及《匹克威克外傳》,初露頭角之后,觸目驚心于社會的黑暗,即轉(zhuǎn)向社會小說的創(chuàng)作,他在以后的三十四年間先后出版了《奧列佛·退斯特》等十四部長篇小說;這些小說大都通過善良的小人物或受害者的遭遇,從多方面深入揭露了當時嚴重的社會問題,即已成為全國性問題的幾百萬窮困不堪的人的狀況參看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5152頁。,社會上形形色色的罪惡,以及與此相關的黑暗腐朽的議會制度、法院、監(jiān)獄資產(chǎn)階級制度的象征。狄更斯懷著對受苦受難的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對虛偽和邪惡的極度憎恨,以形象的巨大藝術(shù)感染力所揭示的當時英國的社會現(xiàn)實,是如此深廣,馬克思對以狄更斯為代表的十九世紀英國現(xiàn)實主義作家所作的高度評價,確切地說明了這一點:現(xiàn)代英國的一批杰出的小說家,他們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寫生動的書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一切職業(yè)的政客、政論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還要多。見《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shù)》,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頁。然而,狄更斯,和不少偉大的作家一樣,有過去受到指責的人道主義的局限性,即相信崇高的道德的力量能感化人,甚至改造社會,而不主張暴力革命;以對法國大革命的態(tài)度來說,不少偉大的作家開始表示歡迎,熱烈歡呼,當革命深入,或者說進入恐怖時期,他們就轉(zhuǎn)向了;且不說英國著名的湖畔派詩人,連歌德也是如此。人道主義者畢竟是人道主義者。
《雙城記》(1859)是狄更斯后期創(chuàng)作的重要作品之一,是根據(jù)法國大革命部分史實(即攻陷巴士底獄,及一七九二至九三年間的大屠殺等情節(jié))寫的一部歷史小說,也是他的鴻篇巨制中最短最精煉然而故事情節(jié)最曲折、驚險,最驚心動魄的小說。
《雙城記》雖然最短,但他在寫作前對法國革命作了大量調(diào)查研究。他閱讀了盧梭的著作,梅爾錫描寫法國封建專制制度崩潰前夕的巴黎的隨筆、十二卷本的《巴黎的景象》(1781),以及其他以法國革命為背景的著作;他走訪過寫法國革命的歷史學家,當年坐過牢的報紙編輯;蘇格蘭思想家、作家卡萊爾的《法國革命史》(1837),《憲章運動》(1839)等著作,尤其使他信服,他多次閱讀他的《法國革命史》,也從中引用部分史實。(兩書分別指出十八世紀末的法國革命和英國的憲章運動,是由于統(tǒng)治階級殘酷剝削,壓迫工農(nóng)群眾造成的必然結(jié)果,而且預言新的革命無法避免。)
雙城,即十八世紀后期的倫敦和巴黎,尤其是法國革命恐怖時期的巴黎;小說以此為背景,圍繞馬內(nèi)特醫(yī)生和達奈的冤案、遭遇,展開驚心動魄的描寫。
小說一開篇,即通過典型事例高度概括地揭露了法國大革命前十五年法、英兩國的社會狀況:一邊是驕奢淫逸的統(tǒng)治階級企圖以殘酷的鎮(zhèn)壓,駭人聽聞的酷刑,來維持他們的專制統(tǒng)治,一邊是廣大的工農(nóng)群眾在封建貴族的肆無忌憚的剝削、壓迫下過著極為悲慘的生活,從而深刻地揭示出革命的不可避免。
作者以他辛辣的諷刺手法,突出地刻畫了一個典型的殘暴的貴族形象,艾弗勒蒙德侯爵。他的馬車橫沖直撞,壓死一個農(nóng)民的小女孩,他無動于衷,揚長而去,尤其令人發(fā)指的是,他年輕時霸占農(nóng)家婦女,逼死她全家,甚至憑他的貴族特權(quán),把敢于揭發(fā)他這一罪行的正直的馬內(nèi)特醫(yī)生送進巴士底獄。馬內(nèi)特醫(yī)生在監(jiān)獄里寫的血書,就是對他,也是對法國封建統(tǒng)治階級最沉痛的聲聲血淚的控訴。作者以極陰沉的筆調(diào)描寫了廣大工人、農(nóng)民已忍無可忍的悲慘處境,但他們的目光燃燒著怒火,雙唇咬得發(fā)白,竭力克制,不出一聲,等待復仇的時刻。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國革命爆發(fā),他們等待很久,很久的時刻終于到來;攻打象征封建堡壘的巴士底獄,那些群眾激動得瘋狂的場面,以及他們在推翻了封建王朝之后進行報復的種種暴行,都充分反映了他們壓抑多年的痛苦和怒火;在這些描寫中,在對馬內(nèi)特醫(yī)生和達奈的遭遇的描寫中,寄托了作者對受難者的深切同情,對暴行的強烈譴責。作者理解,同情人民,多次指出,他們之所以狂暴到喪失理性,是因為殘酷的迫害扭曲了他們的人性,是前一個時代的邪惡造成的惡果。(參看本書323、327等頁)
最后作者借卡頓的潛臺詞作了這樣的預言,也是作者從歷史中引出的教訓:凡壓迫者必將受到懲罰,自食其果。(參看本書327頁)
三審達奈的場面,也是本書很精彩、很有意義的部分,值得一提。第一次,是在倫敦高等法院,檢察長振振有詞地指控無辜的達奈是間諜,在這按法律,按審理程序?qū)彴傅姆ㄍド希瑤缀跖刑幩佬?見第二部第二、三章);第二、三次,是在巴黎的革命法庭上受審,那是沒有法的法庭,只要被懷疑是共和國的敵人,就該判死罪。作者認為,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如果過去沒有濫用法律害人,那時就不致把法律廢棄。(見第三部第六章、第九章)對司法界的黑暗深惡痛絕的作者,一如既往,對此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和諷刺。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小說對善良、仁慈、愛,對愛的奉獻的歌頌,構(gòu)成了小說的另一主旋律。作者在本書初版《序》中寫道:當我和我的孩子們,朋友們演出威爾基·柯林斯先生的《冰天雪地》一劇時,我第一次構(gòu)想出本書的主要思想。這一主要思想,即為了愛而自我犧牲。作者在精心構(gòu)思的卡頓代達奈上斷頭臺這一戲劇性高潮中,對此作了最集中,最充分的體現(xiàn),感人至深。
馬內(nèi)特醫(yī)生被害得家破人亡,自己在巴士底獄里被活埋了十八年,悲痛欲絕,那難熬的凄苦日子把他折磨得神經(jīng)失常,像孤魂野鬼似的;醫(yī)生一家的忠實朋友、善良可靠的洛里先生,露西的忠實保護人、外貌雖粗魯?shù)珒?nèi)心很美的普羅斯小姐,尤其是露西,他們以愛的力量幫助馬內(nèi)特醫(yī)生起死回生;馬內(nèi)特醫(yī)生和卡頓出于對露西的愛先后救了達奈,最后,普羅斯小姐為了救露西一家,憑著比仇恨強烈得多的熱愛,終于戰(zhàn)勝了懷著不把達奈全家斬盡殺絕決不罷手的強烈仇恨的德法日太太。這些非常感人的描寫,無不閃耀著忘我的愛的奉獻的光輝。(德法日太太全家被侯爵害死,她的深仇大恨是可以理解的;恨得那樣強烈,也可以說是為了完成她哥哥在臨死前所發(fā)的,馬內(nèi)特醫(yī)生也寫在血書里的誓愿;她和復仇女神等編織婦女的形象,顯然是當年羅伯斯比爾派的編織婦的體現(xiàn)。參看米涅《法國革命史》第190頁。)
《雙城記》雖被稱為歷史小說,但是,除了寫攻陷巴士底獄的場面而外,沒有寫任何重大的歷史事件,除了幾個小人物有歷史根據(jù)而外,沒有寫任何重要的革命人物。寫歷史題材的小說,從來就是借古諷今。作者著重描寫的是他從這一歷史事件引出的教訓,而不是歷史本身。作者以巨大的藝術(shù)力量,以陰沉的色調(diào)渲染、烘托的,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是令人憂心忡忡的象征性的腳步聲,預告不分青紅皂白橫掃一切的怒濤狂潮之將至。當年英國群眾的憤怒和不滿和法國革命前夕法國群眾的憤怒和不滿,有不少相似之處,《雙城記》是不是和作者在一八四一年出版的另一部歷史小說《巴納比·拉奇》一樣,也反映了作者對當年英國社會狀況的出于人道主義的深深憂慮?也可以認為,這是作者要求社會改革的最強烈的呼聲。本書的書名,幾經(jīng)選擇,才定為《雙城記》的原因,也在此吧。
本書所附初版《序》,系根據(jù)企鵝叢書的版本譯出。
譯者
一九九二年十月
作者: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狄更斯是19世紀英國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主要代表。藝術(shù)上以妙趣橫生的幽默、細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現(xiàn)實主義描寫與浪漫主義氣氛的有機結(jié)合著稱。馬克思把他和薩克雷等稱譽為英國的一批杰出的小說家。為英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開拓和發(fā)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傳》《霧都孤兒》《老古玩店》《艱難時世》《大衛(wèi)·科波菲爾》。
譯者:
石永禮(19272014),重慶人。1949年重慶北碚相輝學院畢業(yè)。1951年入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要從事編輯、譯介外國文學作品的工作,1956年開始發(fā)表作品,主要譯著有《威弗萊》《多情客游記》《雙城記》等。
趙文娟(1928 ),石永禮夫人。1949年重慶北碚相輝學院畢業(yè)。1950年起任中蘇友好協(xié)會干部,1972
年任國際旅行社北京分社干部,1984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