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精英
　　大部分貴族居住在農村地區(qū)的莊園中，但是較為富有的貴族在城市，特別是在皇室所在地的首都也有住所。那些有權直接面見皇室首腦的貴族被稱為宮廷貴族。他們熟知如何消費才能引人注目，身邊總是圍著一群仆人和侍從。無論在凡爾賽、馬德里、維也納和圣彼得堡，還是在較小的德意志地區(qū)和意大利的公國的首都，這些貴族都同樣地在歌舞、賭博、大吃大喝和競相攀比中度日。這種奢靡的生活方式意味著大筆支出和大額短期債務，毀掉了不止一個受人尊敬的貴族家庭，但是貴族們仍認為這是在為未來投資。在當時的社會，最上層貴族的常規(guī)生活是謀得一份閑職，領取津貼，然后結一門門當戶對、惠及子女的有利親事。宮廷貴族普遍游手好閑甚至生活放蕩，在他們的生活中，外表和禮儀高于一切。不過，與教會的高級神職人員一樣，他們是最能承擔支持藝術的時間和金錢成本的人了。他們購買書籍，雖然不總是會讀；觀看歌劇、音樂會和戲��；委托藝術家為他們創(chuàng)作畫作，譜寫室內樂；造建豪華的莊園大宅或城市住宅——那些得以幸存至今的已成為珍貴的國家文物。這種奢侈消費、高雅文化和炫耀之風，深刻地影響了歐洲各國首都的社會風氣。
　　東歐各國首都之外的城市文明發(fā)展相對落后。波蘭、俄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大片區(qū)域幾乎沒有任何大規(guī)模的城鎮(zhèn)，與當時處處皆是灘涂地帶的弗吉尼亞相似，弗吉尼亞幾乎沒有城鎮(zhèn)，當地文明是從各個種植園孕育出來的。但是在西歐和中歐，社會發(fā)展經歷了又一個漫長而輝煌的過程。一些城市吹噓當地憲章的歷史與最古老的貴族家庭的家譜歷史一般久遠，并由此產生一種自豪感。某些城市因當地有名的貴族統(tǒng)治家庭而聞名，所以這些家庭被稱為城市貴族階級。荷蘭和瑞士的城市、德意志北部漢薩同盟城市，以及意大利古老城市熱那亞和威尼斯，都是貴族商業(yè)活動的聚集地。他們現在成立了自治的寡頭政治體制，就如普魯士的容克領主和法國的上層貴族。城市貴族的生活方式與領主貴族截然不同。例如在荷蘭，大約2000 個統(tǒng)治階層的家族主管地方議會，并利用議會獲得地方土地資產的使用權。面對社會上關于荷蘭貴族導致曾經一度輝煌的國家走向經濟和政治的衰落的廣泛傳言，所謂的城市“資產階級紳士們”開始倡導有序、節(jié)約和體面的家庭生活方式，將自己與那些懶惰放縱的領主貴族區(qū)分開。［15］
　　在西班牙、法國和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區(qū)以及意大利北部，上層貴族家庭站在城市社會金字塔的頂端。上層貴族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分別在城市和鄉(xiāng)村地區(qū)擁有兩套房產。貴族們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大大地幫助了在奢侈品、食品和家居服務等領域工作的工人們。法國北部城市巴約（Bayeux）是一座以大教堂聞名的城市，同時也是當地農業(yè)地區(qū)的小型行政中心，據統(tǒng)計，當地貴族家庭多達100多個，其貴族總人數接近1.3 萬。這其中包括了當地最大富豪和重要皇家地方官員等，他們在共濟會內組建了獨立的社會組織。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法國南部朗格多克的地區(qū)首府圖盧茲，議會的貴族行政官是當地有名的富豪之一，擁有該地區(qū)44% 的寶貴土地。他們構成獨有的文化和社會圈，并形成一條不成文的規(guī)定：只與其他家族的貴族階層通婚。在西班牙，大部分貴族家庭并不常住在鄉(xiāng)村別墅，只靠它們獲取固定收入。他們在常住的城鎮(zhèn)市議會起主要作用，并利用特權銷售本家族土地生產的商品，以此獲取高額利潤。
　　非貴族精英，即資本家的主要職業(yè)為市議會的政府官員，自由職業(yè)者（比如律師、建筑師和醫(yī)生），批發(fā)商和零售商，富裕的領主（他們完全無須從事任何職業(yè)，只需定期收取租金費用或投資利息就可以獲得高額收入）。從事上述這些職業(yè)的人群如果為國家做出突出貢獻或購買貴族頭銜，便可以被授予貴族頭銜。大部分資本家當然不屬于真正的貴族之列，他們身上有獨特的城市文化特征，特別是在英國、法國、德意志、意大利北部和荷蘭等地區(qū)。在巴約，中產階層占納稅人總數的25%，大部分都在城市之外擁有土地。最為富裕的資本家是處在貴族、教會和國家之間的中間商，各種巨額收入都經過他們之手，他們的身份可能是：莊園租金的收取人、皇家稅的收取人、法院官員、牛奶和乳制品的大批發(fā)商。聰明的城市資本家知道如何開發(fā)鄉(xiāng)村地區(qū)而獲得收入。一位著名的法國歷史學家總結，法國北部城市博韋（Beauvais）資本家財富的主要來源包括：土地所有權，國家津貼，給一些粗心大意、誠心悔改的地方貴族和窮苦農民的私人貸款。［16］
　　然而非貴族精英們不僅僅是寄生于舊制度的中間商。資產階級提供商業(yè)服務，投資資本市場，以及利用自己的專業(yè)知識謀求社會職位，這構成了西歐社會的顯著特征。這一點尤為重要，特別是在港口城市和主要的商業(yè)中心，批發(fā)商和零售商的獨特文化在商業(yè)協(xié)會或合資的貿易公司等社會組織中得到蓬勃發(fā)展。作為年輕商人，他們被不斷地灌輸大量商業(yè)知識，比如記賬、外匯匯率、度量衡和海關業(yè)務等，這些內容只有業(yè)內人士才能了解。在更為成熟的經濟活動中，商人主要關心尋找可獲利的投資機會。雖然商業(yè)財富是流動性的，有學者將其稱為“資金流動”，當商人尋求商業(yè)機會回報最大化時，資金更多和更為富裕的商人也在尋找由政府投資或壟斷支持的投資機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很多商人與貴族和即將成為貴族的平民沒有本質上的區(qū)別，后者希望從土地出租或養(yǎng)老金方面獲得穩(wěn)定收入，而不是以從事高風險活動來謀求高額利潤。［17］
　　事實上，商人的確在自我思維和生活方式上明顯不同于貴族，資產階級通過買賣獲取貴族頭銜。商人則通常將追求社會認可和保持節(jié)約這一美德的外部形象相互結合。一位歷史學家曾經恰當地描述，這是一種生活方式，“同時實現節(jié)約和有度的奢侈”。商人和其他包括官員或律師資本家精英們相處得并不是那么和諧，經常與他們爭奪城市社會的主動權。一些富豪最終還是會退休，這時他希望自己的子女去追求一些更為文雅的職業(yè)，但最終他們的家族產業(yè)還是一代接一代地傳承下去。商人家庭也是一些特殊商品的狂熱消費者，從進口食品到高端家具、服裝和瓷器，他們往往特別蔑視那些過分炫耀財富和權力的商品。［18］ 18 世紀的最后幾十年，截然不同的商業(yè)風氣深深地影響了非貴族精英的社會身份，他們被看作一群擁有愛國主義精神、自律，而且熱心公益事業(yè)、尋求共同利益（尤其是對當地政府機構和文化而言特別重要）的集體存在，他們愿意甚至采取行動去打造一個全新的社會面貌。這種精神主要來源于公民的人文主義傳統(tǒng)，宣揚用進步的、以商業(yè)化為目的的經濟眼光去思考問題，因此商人經常將自我放縱的宮廷貴族當作反面例子。這些貴族揮霍無度，濫用政府權力，最終威脅到國家的發(fā)展，使其陷入道德墮落和政治衰退的局面。與這些貴族相反的是一群愛國者和貴族精英，他們不會造成任何重大社會沖突，并希望盡自己的力量將愛國精神融入主要社會團體和組織，最終實現復興國家的目的。［19］
　　在政治方面，18 世紀的城市不再是中世紀時期的自治市，城市居民或市民與農民的奴役狀態(tài)形成鮮明對比。在普魯士，負責城鎮(zhèn)收入和掌控政治力量的城市自治皇室官員受到各方力量的聯合打壓，其中包括貪污受賄、專制主義和寡頭聯合。這種情況也同樣出現在其他專制主義獨裁國家。在法國，各個省份情況不同，卻也出現類似的情況。例如在巴黎，國王任命三個關鍵官員：巴黎地區(qū)的管理者，負責整個皇家政府機構管理；巴黎警方的中將，負責監(jiān)管地方檢察官和委員；市場主管（或市長），負責工會及商業(yè)法規(guī)的實施。這種皇室干預模式出現的目的就是精簡地方辦公區(qū)域。從17 世紀開始，皇室通過提高稅收迫使城市官員購買自己的辦公室；18 世紀初，英國皇家政府設立了新辦公室，規(guī)定由地方官員自己購買。
　　就市政府的管理本身來說，小規(guī)模的地方寡頭整體嚴格控制了地方政府辦公室。一些官員貪污受賄，一些被收買籠絡，還有一些獲得當地城鎮(zhèn)的商人和專業(yè)性公司的授權。不管是采取何種形式，通常以婚姻聯盟建立互助關系的富人們完全控制了地方政府。他們自行分配贓物或財產，有時他們一想到皇室官員掌握大量實質性權力，其掠奪行為就更為過分。舉例來說，在法國北部城市蘭斯的大教堂和制造業(yè)城鎮(zhèn)，著名商人、貴族和皇室官員與六名文書顧問在市議會共享權力；但在紡織中心特魯瓦，市參議員均是法官、富有領主和商人，工匠和零售商無權參與議會，但其實他們是應該被列入其中的。［20］
　　倫敦，歐洲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是市政自治衰落的一個顯著的例外。像英國議會、倫敦城市政府，也有兩個機構——參事議政廳和政務議事廳。25 名市參議員直接歸市長管理，是從倫敦1.2 萬至1.5 萬名自由納稅人中選舉出來的。每位參議員也在倫敦法院擔任法官。政務議事廳由市參議員和每個區(qū)選出的任期為一年的210 名地方納稅人組成。年度選舉必須確保議員鄰里關系融洽，這是其主流。在18 世紀，英國議會成為倫敦最高行政機構。最后，英國倫敦同業(yè)公會的會員，即職業(yè)和專業(yè)團體的成員，其中包括三分之二的納稅人，投票選出市長、四個下議院成員，以及倫敦和米德爾塞克斯郡的行政長官。以上這種選舉制度使得有產階級倫敦市民可以享有廣泛的自治權。［21］
　　大多數其他歐洲城市居民也享有重要的自治權，只是相對不如倫敦那么廣泛。在德意志，數以百計的中小城鎮(zhèn)不受專制主義約束，還保留著一定程度上的自治。這些城鎮(zhèn)幾乎沒有匿名市民，以及大城市的流動性，人口控制在5000 至15000 之間，保持相對穩(wěn)定和基本維持自給自足，不在皇室或貴族的影響范圍之下。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受到神羅馬帝國法規(guī)和傳統(tǒng)的保護，既不受外界野心勃勃的努曼諾爾帝國（Númenor）的干涉，國家貴族或當地平民的寡頭政治也無法對其起主導作用。此外，這些城鎮(zhèn)不存在被剝奪權利的工人，大部分成年男性都是自由公民的身份。每一個城鎮(zhèn)都有自己獨立的管理機構，是公民們真正的家鄉(xiāng)。雖然一些國家，比如巴伐利亞和符騰堡，企圖進行城鎮(zhèn)的統(tǒng)一管理，但他們并沒有制定當地選舉和管理機構的形式。但這些政治體制基本框架類似。大部分城鎮(zhèn)都設立了一個行政委員會或上議院（由6 至12 名終身制市參議員組成）和一個下議院（議會成員為25 至100 名不等），他們的主要職能是監(jiān)管機構、選舉團和高層機構的下屬分管部門。這些議會成員并不是明顯的統(tǒng)治階層。比如倫敦的市議員，他們是工匠和商人的代表。德意志城鎮(zhèn)的市民是歐洲城市工匠的最后政治擁護人之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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