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一是三蘇,二是宋代。對三蘇,既整理其著作文獻,又對他們三父子進行全面的、綜合的研究;對宋代,主要是整理宋文,并對宋代文學做多視角的研究?梢哉f,宋代的三蘇、三蘇的宋代,耗費了我一生的精力,但值得!
我研究蘇軾,始于20世紀“文革”期間!拔母铩敝械摹芭峙住边\動,因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被定為儒家、反動派、頑固派、典型的投機派。罵蘇軾為儒家,我無所謂,即使當時正在崇法批儒,但在我心目中,儒家未必不如法家;罵蘇軾為反動派,我也無所謂,這是政治問題、立場問題,時過境遷,立場一變,結論也會變;罵蘇軾是頑固派,我仍無所謂,因為頑固也可說是立場堅定,是“不可奪者,蟯然之節(jié)”(宋孝宗《蘇軾特贈太師制》)的另一種說法,是“從來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輿論的潮流而改變方向”(林語堂《蘇東坡傳》)的另一種說法。但罵蘇軾是“投機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為這是人品問題。投機者,迎合時勢以謀取個人私利是也。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新法時,以蘇軾的才華,只要稍加附和,進用可必;但他卻反對新法,并因此離開朝廷,被投進監(jiān)獄,還幾乎被殺頭。在高太后、司馬光當政時,以他們對他的器重,只要稍加附和,或稍加收斂,不太鋒芒畢露,不難位至宰相。但他卻反對盡廢新法,并因此而奔波于朝廷和地方之間,“坐席未暖,召節(jié)已行,精力疲于往來,日月逝于道路”(蘇軾《定州謝到任表>)。世間哪有這樣不合時宜的“典型投機派”呢?為回答這些問題,我決心系統(tǒng)研究蘇軾,出版了《蘇軾評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為蘇軾“翻案”。
我一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一是三蘇,二是宋代。對三蘇,既整理其著作文獻,又對他們三父子進行全面的、綜合的研究;對宋代,主要是整理宋文,并對宋代文學做多視角的研究?梢哉f,宋代的三蘇、三蘇的宋代,耗費了我一生的精力,但值得!
我研究蘇軾,始于20世紀“文革”期間。“文革”中的“批林批孔”運動,因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被定為儒家、反動派、頑固派、典型的投機派。罵蘇軾為儒家,我無所謂,即使當時正在崇法批儒,但在我心目中,儒家未必不如法家;罵蘇軾為反動派,我也無所謂,這是政治問題、立場問題,時過境遷,立場一變,結論也會變;罵蘇軾是頑固派,我仍無所謂,因為頑固也可說是立場堅定,是“不可奪者,蟯然之節(jié)”(宋孝宗《蘇軾特贈太師制》)的另一種說法,是“從來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輿論的潮流而改變方向”(林語堂《蘇東坡傳》)的另一種說法。但罵蘇軾是“投機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為這是人品問題。投機者,迎合時勢以謀取個人私利是也。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新法時,以蘇軾的才華,只要稍加附和,進用可必;但他卻反對新法,并因此離開朝廷,被投進監(jiān)獄,還幾乎被殺頭。在高太后、司馬光當政時,以他們對他的器重,只要稍加附和,或稍加收斂,不太鋒芒畢露,不難位至宰相。但他卻反對盡廢新法,并因此而奔波于朝廷和地方之間,”坐席未暖,召節(jié)已行,精力疲于往來,日月逝于道路“(蘇軾《定州謝到任表>)。世間哪有這樣不合時宜的”典型投機派‘’呢?為回答這些問題,我決心系統(tǒng)研究蘇軾,出版了《蘇軾評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為蘇軾“翻案”。
三蘇姻親考
“興衰無不本于閨門”——三蘇妻氏對成就三蘇的貢獻
三蘇后代考略
蘇洵幼女八娘及其《自尤》詩
蘇過與他的《斜川集》
文星璀璨的嘉祐二年貢舉
論歐陽修
歐陽修的“閨閣丑聞
“憂國常先眾,謀身亦勇歸”——論蜀公范鎮(zhèn)
評蘇黃爭名說
姑溪居士的詞論與詞作
姑溪居士雜考
陳師道師承關系辨
蘇軾與毛滂
論蘇門后四學士
蘇洵交游考
蘇軾與江蘇作家的交游
《三蘇姻親后代師友門生論集》:
三蘇成為文學大家的原因很復雜,這與自古以來四川文化比較發(fā)達有關。在元代以前,四川文化一直處于全國領先的地位,漢賦四大家除賈誼外,其余三家(司馬相如、揚雄、王褒)都是蜀人。唐代詩風的創(chuàng)立者陳子昂是四川人;李白雖未必生于四川,但至少青年時代是在四川度過的;杜甫也非四川人,但他現(xiàn)存1400多首詩中,有900多首即三分之二是在流寓四川的八年中寫的。無論婉約詞(《花間集》)還是以蘇軾為代表的豪放詞都產生于四川。宋代刻書業(yè)很發(fā)達,眉州就是當時的刻書中心之一。這些是出現(xiàn)三蘇的大環(huán)境,至于三蘇出現(xiàn)的具體原因,一是靠他們自己的努力,二是靠妻子的支持。
現(xiàn)在很多人喜歡以家學淵源、師學淵源自炫,但家學、師學遠沒有自學重要。蘇洵就沒有什么家學淵源和師學淵源,完全靠自學成才。對他成才起最大作用的是他的妻子程氏。據(jù)司馬光《程夫人墓志銘》①載,程氏亦眉山人,年十八與蘇洵結婚。在蘇、程聯(lián)姻時,程家雖為眉山巨富,但地位也不顯要。程夫人的祖父程仁霸,僅為攝錄事參軍,而且不久即“罷歸”。父親程文應是大理寺丞,這只是父以子貴而得的“封官”。程夫人之兄程溶與蘇洵之兄蘇渙同科進士及第,蘇、程兩家才開始顯赫起來。
程家富有而蘇家較貧.程夫人到蘇家后卻恭孝勤儉,無絲毫驕倨可議之狀。有人對程夫人說:“若父母非乏于財,以父母之愛,若求之,宜無不應者。何為甘此蔬糲,獨不可以一發(fā)言乎?”程夫人說:“以我求于父母,誠無不可。萬一使人謂吾夫為求于人以活其妻子者,將若之何?”故她不求娘家。蘇洵年二十七仍不學,一日慨然對程夫人說:“吾自視今猶可學。然家待我而生,學且廢生,奈何?”程氏回答說:“我欲言之久矣,惡使子為因我而學者。子茍有志,以生累我可也。”于是盡出服玩賣來治生,不數(shù)年遂成富家。蘇洵因此得以專志于學,卒成大儒。程氏有文化,喜讀書,識大義。蘇軾兄弟少年時代是以母為師的,在蘇洵游學四方時,母親程氏對他們親授以書,成了他們的家庭教師。她曾教他們讀《后漢書·范滂傳》,要蘇軾兄弟以“能死直道”的范滂為榜樣。在蘇軾十歲以后,在蘇洵“到家不再出,一頓俄十年”①期間,則是以父為師,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欒城后集》卷二二)說,軾“與轍皆師先君”。蘇洵送蘇軾兄弟人京應試,二人同科及第,程夫人還未得知消息,就已病逝于家。司馬光《程夫人墓志銘》說:“婦人柔順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齊其家,斯已賢矣。況如夫人能開發(fā)輔導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學顯重于天下,非識慮高絕,能如是乎?古之人稱有國有家者,其興衰無不本于閨門。今于夫人,益見古人之可信也。銘日:貧不以污其夫之名,富不以為其子之累。知力學可以顯其門,而直道可以榮于世。勉夫教子,底于光大。壽不充德,福宜施于后嗣。”蘇洵對賢妻之死是很悲痛的,其《祭亡妻文》(卷一五)言其“勉夫”說:“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棄我而先。我徂京師,不遠當還。嗟子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我懷永哀……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內失良朋。孤居終日,有過誰箴?昔予少年,游蕩不學。子雖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感嘆折節(jié),以至今日。嗚呼死矣,不可再得!”又言其“教子”說:“咻啕撫摩,既冠既昏(婚)。教以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攜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后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汲汲,奈后將悔。大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既薦名,試于南宮。文字煒煒,嘆驚群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實好,要以文稱。我今西歸,有以借口。故鄉(xiāng)千里,期母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殷勤!碧K洵對程氏是“相期百年”,蘇軾兄弟是“期母壽考”,但現(xiàn)實與他們的愿望相反。完全有理由這樣說,沒有程夫人,三蘇父子是不可能有這樣巨大的成就的。蘇洵的成才比蘇軾兄弟難得多,正如清人邵仁泓《蘇老泉先生全集序》①說:“二蘇具天授之雄才,而又得老泉先生為之先引,其能卓然成一家言,不足異也。老泉先生中年奮發(fā),無所師承,而能以其文抗衡韓(愈)、歐(陽修),以傳之二子,斯足異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