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廟碑刻研究》：
　　為墓主立碑頌德是東漢時期營喪活動中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漢代崇儒重喪，主張“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上至皇親國戚，下至平民百姓，尤重喪葬禮儀。宏大壯觀的陵墓、豐厚的隨葬物、奢麗的墓上建筑、隆重的各種葬儀，充分體現(xiàn)了人們在物質(zhì)上對喪葬的重視。與此同時，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喪葬的精神意義日益凸現(xiàn)，在逝者墓前大樹碑志，用文字表達對逝去生命的禮贊，頌揚亡者的德跡，抒發(fā)悼念之情，成為墓祀習俗的重要組成部分。據(jù)統(tǒng)計，《水經(jīng)注》中記錄有漢碑100余座，《隸釋》中收錄漢碑115件。有明確紀年的東漢碑刻現(xiàn)有160余件，其中屬桓帝年間刻制的59件，靈帝年間刻制的76件，占了絕大多數(shù)。立碑在當時成為一種時尚，《漢衡方碑》就是在這一時期刻立的。
　　由門生、故吏出資負責為亡者樹碑立傳，是東漢中后期墓葬習俗中特有的現(xiàn)象。據(jù)專家考證，現(xiàn)存世漢碑中三分之二是門生、故吏為其師長所立，《漢衡方碑》的刻立者就是衡方的門生朱登等。東漢時期，選官取士實行“察舉制”，門生、故吏與恩師、故主具有一種“終身”的私屬關(guān)系。對于門生、故吏來說，師尊、故主于已有教導之義、擢用之恩，況且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師生之間情同父子，故故主之喪，如喪考妣，勒碑頌德就成為門生的一種應盡的義務，即所謂“下有述上之功，臣有敘君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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