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魯文化叢書：鄒魯文化探源》：
　　三、文化地理學視域下的鄒魯地域文化品質之于河洛文化的體系建構
　　黑格爾關于地理環(huán)境對文化面貌的生成有過詳細的論述，他提出了“歷史的地理基礎”概念，并按照地理特征把世界分為三種類型和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區(qū)域。文化地理學者有理由認為區(qū)域文化的生成和地理環(huán)境有著密切的聯系，“決定文化傳統的民族性特征的是地理環(huán)境因素”。當我們沿此思路審視鄒魯文化的文化地理學環(huán)境特征之時，就會對孔子刪詩產生新的認識。遙想古代中國，人們生活在各自的土地上，未必對所在地的文化地理環(huán)境有所認識。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人們有機會、有能力走到更遠的地方，“三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風”，人們逐漸認識到自身對事物的見解有別于他人。孔子西游洛陽問禮于老子，這無疑是文化地理學意識的覺醒，與老子的對話是對孔子的另一種啟發(fā)。孔子師徒的游歷既是關于仁義道德的辯論，更具有區(qū)域文化內涵的意義。那么具體到鄒魯文化，鄒魯之地有哪些地理風貌？其文化地理學內涵有哪些特征？文化地理學視域下的鄒魯文化品質之于孔子刪詩又有什么內在聯系？
　　山東地形中部突起，為魯中南山地丘陵區(qū)；東部半島大部是起伏和緩、谷寬坡緩的波狀丘陵，為魯東丘陵區(qū)；西部、北部是黃河沖積而成的魯西北平原區(qū)，是華北平原的一部分。魯中南山地丘陵區(qū)位于沂沭大斷裂帶以西，黃河、小清河以南，京杭大運河以東，是全省地勢最高、山地面積最廣的地區(qū)。主峰在千米以上的泰、魯、沂、蒙諸山構成全區(qū)的脊背。因諸山偏于北部，故北坡陡、南坡緩。中低山外側，地勢逐漸降低，是海拔500米至600米的丘陵，多山頂平坦的“方山”地形，當地人稱為“崮子”，有大小七十二崮之稱。山東人立足于崮子上，對山水產生一種掌控感，他們立在崮子峰頂，足以概覽一個“崮子”的全貌，這就足以誕生一種體系感。《孟子·盡心上》載：“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惫吕�不足為證，杜甫游泰山作《望岳》，有“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之語。而當杜甫到秦州等地就沒有這樣的語言了，同樣是杜甫的《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狈泵艿囊庀筮h遠沒有《望岳》勁爽清朗，鄒魯之地給人的心理感受是其他區(qū)域所沒有的。鄒魯之地“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文化地理品格和建構意識，使得河洛文化作為一種系統的學問有了獨特的表達形式。站在鄒魯崮子上所產生的掌控感和使命感，使得鄒魯士人有一種“斯文在茲”“舍我其誰”的擔當和自信。由此，河洛文化緣起于河洛之地，但得以在鄒魯之地完成自身體系的建構，這既有歷史的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鄒魯之地的山水使儒家文化更多了一份改造自然的自信，使人類從對自然的依賴和沉溺中解脫出來。老子有“與時消息”之論，孔子有刪詩之勇，“道術為天下裂”是一個歷史時期的必然，河洛文化面臨著一次新的整理的需要。春秋之際，禮崩樂壞，竹帛下庶人，孔子和弟子們以“舍我其誰”的歷史擔當精神完成了河洛文化的轉型和整合。以孔子刪詩為標志，一方面，掃除了對前賢的盲從，使圣賢之意得到更好的發(fā)展，河洛文化迎來了鳳凰涅槃的歷史機遇，帶來了諸子爭鳴、百家勃興的局面。另一方面，河洛文化完成了自身理論體系的建構。鄒魯文化的建構意識使得儒學成為宏大的結構體系，河洛文化固有的中正和涵容也使得二者相互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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