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楊共樂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7年下卷又與讀者見面了。自2016年改為一年兩卷以來，本刊對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有了更加快捷的反映，因而本刊更加受到學界同行的厚愛和關注。不僅國內學者熱心投稿和訂閱本刊，而且港臺和外國學者也經常來函，問詢本刊所發(fā)文章如何在網(wǎng)上檢索到。一位美國中國史教授來函說，讀著本刊的文章，甚覺過癮。同行們對本刊的熱情和鼓勵，將是我們進一步提高辦刊水平的強勁動力。此外，本刊還榮獲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優(yōu)秀集刊獎，這是出版方對我們工作的肯定。我們將再接再厲，不負學界同行之殷切期望。
本卷設立 筆談治學經驗談影像、圖像史學研究比較研究中國古代史學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研究當代學人研究外國史學研究歷史文獻學書評等欄目，刊登27篇文稿。所涉范圍廣，文字風格多樣。有雅俗共賞的通論、著名專家的治學心得，也有精深探研的專題專論，還有反映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一年的大事記，以及近一年史學理論與史學史論著要目。
瞿林東的《會通古今有用于世》，結合中國史學史知識，暢談了自己對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學習體會，認為這篇講話，提出了要推動中華文明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激活其生命力的重要任務，為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研究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指明了方向，具有理論和方法論的指導意義。楊共樂的《潛心育英才熱血鑄師魂》重溫了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9月9日視察北京師范大學的講話，論述教育、教師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責任和莊嚴使命，認為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實知識，有仁愛之心的好老師應是全國教師努力追求的目標。
晁福林的《淺談研究生論文寫作的十個重要問題》是作者多年治史體驗的一次系統(tǒng)總結，對青年學子特別有益。該文總結了論文寫作需要注意的十個問題：博覽群書，豐富知識素養(yǎng)；開動腦筋，慎重選題；恭敬認真地總結相關的學術史；放飛思想，抓住自己思想的閃光點；腹稿粗具與謀篇布局；圍繞主題，深入開掘；疏通邏輯，通言暢辭；畫龍點睛，確定題目；論文當以學術創(chuàng)新為主線；論文必須多次認真修改，方可定稿。這些問題不僅適合于先秦史論文寫作，對史學理論與史學史論文寫作也同樣適用。
影像史學、圖像史學作為史學的一個新門類近年來受到矚目。吳瓊、危文瀚的《影像史學視野下的城市形象》，透過北京1949年至1966年的紀實影像，運用影像史學理論，描繪和闡釋北京的城市形象，是運用影像還原歷史的一次具體實踐。賈登紅的《以圖讀史：圖像史研究中碎與通問題的探討》認為，圖像史研究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碎片化尚難以避免，研究者應包容、辯證地看待這種現(xiàn)象，在求通求意的目標下，推動碎與通的轉換及融合，拓展與深化圖像史學的研究。
青年學者陳安民致力于比較研究，他有意識地對王夫之、維柯的文武關系論進行比較。本卷刊其上篇，即《維柯的文教武功論》。在維柯看來，暴力與戰(zhàn)爭對推動社會的發(fā)展既有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武功之后，社會還需要文教療傷和潤澤。在維柯的心目中，中國是文教與武功均衡發(fā)展的典范，中國文明具有文武互濟的特點。
中國古代史學研究欄目安排了五篇論文。賈鴻源的《北宋元豐官制著作局的職事官轉型》探討了北宋元豐機構調整對修史制度的影響，認為改制直接將史館與著作局對接，著作局不僅從此掌握修纂日歷的權力，還標志著其官員開始由寄祿官轉為職事官。與前代相比，這是中國修史制度史上的一個重大變化。范宇焜的《宋代筆記中的漢書學》論述了兩宋學人研究《漢書》的情景和成就。宋代筆記發(fā)達，兩宋學人在筆記中對《漢書》做了進一步的注解、考訂，并對《漢書》進行評價，反映了宋代漢書學的繼續(xù)發(fā)展。李放的《引古籌今與社會治理》研究的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歷史學家顧炎武的史學思想。社會治理思想是顧炎武學術經世的突出表現(xiàn)。他提出的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意在從政治體制上進行改革，使社會治理更加有效；他認為經濟是社會治理的基礎，人才是社會治理的保障，教化、禮治、法治等在社會治理方面均有各自的作用。顧炎武是清代學術的開山之祖，但在當時更是經世致用學術思潮的旗手。劉國宣的《昭梿的史學實踐與理學宗尚》對嘉、道時期的清宗室成員昭梿的《嘯亭雜錄》進行了論析，認為該著體現(xiàn)了昭梿的史學實踐，有功于乾嘉考據(jù)學風行之時日趨衰落的著史傳統(tǒng)的復興。昭梿的經世思想與理學宗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視作此后學術整體轉向的序曲。
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研究欄目，周勵恒的《章太炎的國學觀與其國學教育實踐》論述了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國學觀，以及在他的國學觀指導下的國學教育實踐活動。認為國學在章氏心目中不僅是高深的學術，而且承載著民族的記憶與血脈，能夠起到塑造國民精神的巨大作用，是必須予以保存并發(fā)揚光大的民族瑰寶。章氏一生多次開辦國學講習會，為培養(yǎng)國學人才殫精竭慮，做出了重大貢獻。周文玖的《朱希祖和他的〈中國史學通論〉》論述了民國史學大家朱希祖的行誼及其《中國史學通論》的成就，認為朱希祖是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開拓者之一，《中國史學通論》則是其作為開拓者的重要體現(xiàn)。王紅霞的《顧頡剛的史學批評理論及其借鑒意義》對顧頡剛的史學批評進行了總結，認為他的史學批評顯示了廣闊的視野，其旨趣在于理性反思。他強調歷史哲學的重要性，在批評中貫徹知人論世的人物評價原則。史學批評是顧頡剛進行史學研究的內在動力。張泓林的《邵循正與近代中外關系史研究》以邵氏代表作《中法越南關系始末》為研究對象，從史料運用、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等方面考察邵循正對近代中外關系史研究的貢獻。王興的《夏鼐、曾昭燏交誼論（1935～1949）》以近年新出版的《夏鼐日記》《曾昭燏文集·日記書信卷》為主要材料，細致地梳理了二人的學術交誼，對研究中國近代留學史及學人交往，具有啟發(fā)意義。
當代學人研究欄目刊發(fā)的是汪高鑫的《從探究會通思想到成就會通撰述》，論述的是吳懷祺先生的史學研究之路，指出吳懷祺先生的史學研究，是從最初的鄭樵史學研究，到宋代史學思想史的梳理，再到貫通中國史學思想史的研究，最終完成了中國史學思想的會通撰述。
外國史學研究欄目刊發(fā)了3篇文章，分別是余春江的《西西里狄奧多魯斯史學思想述評》、孫文棟的《試論19世紀以來〈希臘羅馬名人傳〉的史學與傳記研究傳統(tǒng)》、張小忠的《語境中的觀念：邁克爾本特利的歷史敘事初探》。這幾篇文章，立論扎實，用功甚深。有的文章經過了反復修改，反映了作者對學術精益求精的態(tài)度。
在歷史文獻學欄目，刊發(fā)的是朱樂川的《朱希祖致朱遂翔信函考釋》和聶文華的《鄧廣銘先生書信選釋》。朱樂川是朱希祖的曾孫，聶文華是鄧廣銘女兒鄧小南教授的弟子，他們?yōu)榭坚寱�信內容均作了非常細致的工作。他們的文章為研究兩位北京大學史學系的著名史學家提供了可貴的史料。
10卷本《瞿林東文集》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匯集了瞿林東先生的主要學術成果。這是中國史學史學科的一件大事。書評欄目中刊發(fā)的曲柄睿的《兼高明而尚沉潛》、李珍的《唯物史觀指導下的理論創(chuàng)新》、胡楚清的《探索通向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的路徑》分別從總體和某個側面，對《瞿林東文集》進行了評述，對闡釋瞿林東先生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特色頗具意義。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既是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科建設的平臺，又是注目整個歷史學科發(fā)展、關注雙一流建設的窗口。為同行們提供良好的學術園地、把握好學術前沿及時代脈搏是我們的莊嚴使命。希望國內外的同行繼續(xù)關注和支持本刊，把這塊學術園地建設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