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狄克和魯賓菲爾德曾在他們的《微觀經濟學》前言中說，對于關心世界如何運行的學生而言，微觀經濟學是他們所學到的最為重要且讓人感興趣的學科之一。借用他們的話，我想說，對于希望深入理解中國經濟的人們而言，信息經濟學將是最為重要的學科之一。信息經濟學能幫助我們深入理解中國經濟中的各種現象與問題，也能夠讓我們更好地制訂更種經濟政策。不妨舉以下兩個例子。一個是去過剩產能，這已經成為中央政府的一個重要政策議題，那么怎么才能快速實現去過剩產能這個目標呢？如果我們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將去產能的指標下達給各個地方政府，再讓地方政府執(zhí)行去過剩產能的政策任務，結果會怎樣？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一個存在過剩產能的行業(yè)里，哪些企業(yè)應該被關掉？這取決于哪些企業(yè)更有效率。再進一步問，去過剩產能的任務指標應該在不同地方之間如何分配？這取決于不同地方間，哪里的企業(yè)更沒有效率，哪里的產能過剩更為嚴重。然而，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這類信息的掌握上并不擁有任何的優(yōu)勢，所以類似政策目標的實現就必須交給市場來解決，不然就一定存在嚴重的效率損失。另一個則與高房價有關。面對房價飛漲，中低收入群體往往希望政府來解決這類事關重大的民生問題。然而，當政府開始提供經濟適用房或廉租房時，諸如武漢六連號和北京史上最牛身份證號等事件卻引發(fā)人們對經濟適用房是否真正給了低收入群體的質疑。這背后的關鍵問題仍然是信息不對稱。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有學者出了個招，提出經濟適用房每戶不單設廁所。此舉表面看起來不近人情，但事實上卻是用心良苦，希望藉此讓高收入者對經濟適用房望而卻步，從而巧妙地解決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富人爭奪有限的經濟適用房房源這個難題。先不談有沒有更好的辦法，這種辦法的思路就是信息經濟學中機制設計的思想。有了這樣的經濟學知識，你就不會輕易被那些聽上去很美的政策建議所蒙蔽。我們還可以列舉很多重要的現實問題，如環(huán)境污染、食品安全、收入分配、行業(yè)壟斷等等，追問下去，都能發(fā)現信息不對稱往往是問題的核心所在。信息經濟學如此重要且有用，但是在課堂上，它卻容易被機械地肢解成一些線條與公式，看上去的確十分完美，但可能并不那么有趣。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可能有兩點。第一，信息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它的發(fā)端不過是上世紀70年代的事情，及至進入經濟學教學體系并推廣到中國的高校，那就更晚了。因而對這門學科的教材的本土化工作，我們還做得遠遠不夠。第二，信息經濟學對新古典傳統(tǒng)構成了一般理論上的重大突破，這或多或少地使我們忽略了它與現實世界的聯(lián)系，但事實是大量看似純理論的發(fā)現最初都產生于對現象的觀察與提問。因此，至少從教學的效果而言，強調理論與現實的聯(lián)系就能夠讓學生更好地理解理論，讓他們發(fā)現原來理論并不是象牙塔，而是可以用來解決實際問題的，這樣學生們就對理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今天的中國，經濟學要教的除了求實與創(chuàng)新以外，對于大多數學生們而言，最重要的仍然是如何活用已經有的知識。要知道，從學會到用好，這一跳躍非常不易。一個與此相關，且至今仍備受熱議的話題是，如何看待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在《經濟學中的燈塔》一文中，科斯談到理論的應用時曾提醒我們：一般化可能并不是有益的，除非得出這種一般化的研究考察了在不同的制度框架內這些活動到底是如何產生的。也就是說，在我們強調現有的經濟學理論作為人類的共同智慧之時，我們仍然需要小心應用。例如，日本一橋大學一位經濟學家做的一項針對日本的實證研究曾發(fā)現，在西方企業(yè)內成功實施的那種對于銷售人員的計件制在日本卻沒有改善員工績效的作用。一個可能的原因恰恰就是，西方的這一理論并沒有考慮過普遍存在于日本企業(yè)內部的具有集體主義傾向、強調員工間相互合作的那種獨特的企業(yè)文化。的確，在改造世界之前，我們首先需要認識世界。如果我們對中國的情況一知半解就匆忙將西方的理論拿過來用了，那么理論也可能會水土不服的。我想，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其研究對象是有國別差異的。為此，我們需要大量的經驗研究來檢驗既有理論的適用性。研究中國問題的重要性恐怕還不僅限于此。事實上，基于特定國家的經濟學研究也能夠具有一般意義上的理論價值，從而產生人類的共同智慧，并且可能是難以替代的。最近有一項頗有影響的研究，是三位在英美著名學府的經濟學家聯(lián)手做的，其研究對象是英國的一家農場。他們的基本發(fā)現是，企業(yè)的員工如何對激勵機制起反應取決于員工之間的社會網絡。說得通俗一點，如果員工之間關系比較好，而激勵機制又引入了員工之間的競爭，那么，競爭機制的效果就小了。三位經濟學家發(fā)現，與員工之間相互沒有社會關系的情況相比，一名員工如果與能力更強的朋友一起工作，他的生產率顯著提高，而與能力不如自己的朋友一起工作時，他的生產率顯著下降。當員工被支付基于個人生產率的計件工資時，比朋友們更能干的員工愿意放棄大約10%的收入，以使得他的朋友不會處境太差。如果員工至少有一個朋友比他自己能干，那么他愿意付出的努力和相應的生產率會增長10%。根據上述發(fā)現，是社會激勵，還是貨幣激勵更有效，就要看員工的能力分布了。這項研究雖然是用了英國一家農場的案例和數據，它得出的結論卻具有一般性。也就是說，在特定條件下，企業(yè)可以利用人們的社會關系作為一種社會激勵來有效地替代貨幣激勵。相比之下，傳統(tǒng)的經濟學比較單一地強調貨幣激勵，并且基本上不研究社會激勵，因此，這項經驗研究就構成了對既有理論的發(fā)展。事實上，經驗研究得到的新發(fā)現，如果用一個具有一般性的數學模型寫下來，就是個漂亮的理論。請注意，我這里同時談到了國別研究和經驗研究對于發(fā)展理論的重要性，希望這個例子對于忽視國別研究和經驗研究的人們有所啟示。中國是一個非常大的國家，而且是一個具有與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和制度結構的國家，基于中國的經驗研究除了檢驗既有的理論以外，完全可能為新的理論創(chuàng)新提供機遇。正是基于以上的考慮，本書的內容安排始終強調通過對中國問題的分析與討論來培養(yǎng)學生的興趣。本書第二版時的主要變化是增加了第10章信息、激勵與組織。該章內容從信息的角度探討市場與組織（企業(yè)）的邊界以及組織內部對于激勵與協(xié)調的權衡，我想，這不失為我們理解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組織的一個起點。第三版的主要變化是更新了一部分閱讀素材。例如，在有關貧困生助學政策的討論中，我補充了華中農業(yè)大學的做法──通過查詢過去某一段時間內校園卡食堂中餐、晚餐的消費記錄來認定貧困生資格。我也新增了有關畢業(yè)生參加霸王面的報道。這些內容更為貼近本書的主要讀者群，更特別適合從信息經濟學的視角加以分析。我在本課程的教學中，每隔幾次課就會選擇如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經濟適用房政策等現實的政策議題讓同學們分組進行政策辯論。今后我也會考慮以適當的形式將這些內容放到本教材之中，并繼續(xù)堅持本土化、通俗化的寫作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