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就毛澤東個人來說，問題是否可以這樣看：這里除了黨的整個情況以外，個人的思想狀況起著很大的作用。當戰(zhàn)爭時期面對著國內外強大敵人、勝負命運未決的時候，當解放初期同樣面對著國內外緊張斗爭局勢的時候，雖然那時已有個人崇拜，但黨內生活還是比較正常的，毛澤東本人也能夠比較虛心體察情況，依靠領導集體，因此能夠提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團結全黨，同心同德去戰(zhàn)勝敵人，克服困難。在這種時候，他運用權力實行領導是很出色的。“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黨雖把大權交給他，他在運用權力上也還比較謹慎。但是，當?shù)搅藟浩茸约旱臄橙艘驯粦?zhàn)勝、工人階級政權已經鞏固、國內經濟已經站穩(wěn)腳跟、各方面的勝利接踵而來的時候，他的思想狀況開始發(fā)生變化。首先由于勝利而滋長了驕傲情緒，不肯虛心體察社會新事物；同時，對改變中國的貧窮落后面貌急于求成，以致使自己的思想逐漸脫離實際，陷入了“左”傾空想。從這個時候起，他就開始不正確地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有時強行改變集體的決定，把自己置于集體之上。這叫做“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就是說，置實際情況和客觀規(guī)律于不顧。勝利導致自我膨脹，又過分看重個人的聲譽和威望，諱言錯誤，不能容忍正常的不同意見，反認為這是對自己權力的挑戰(zhàn)。這樣，一場斗爭就不可避免，一直引導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所說的“反修防修”，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不惜任何代價鞏固一個領袖人物的絕對權力和絕對權威。

　　第二，從黨和國家的領導狀況和管理狀況來看。世界上剛出現(xiàn)不久的工人階級政權的嚴重歷史教訓，在于沒有及時地確立黨內的一套民主管理秩序，特別是沒有確立黨和國家民主法制秩序和權力制衡原則，沒有采取適當?shù)姆绞絹硐拗泣h和國家權力的被濫用。斯大林事件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其形成都與此有關。

　　讓我們再看一看封建制度吧！封建制度是確立君主一個人的權力，這是天經地義�；实垡粋�人決定一切，他可以任意胡作非為。但即令如此，封建制度特別是中國的封建制度，長期以來也有一套約束、限制君主權力的措施，如設立宰相制度、諫官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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