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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年代： 1848—1875》是霍布斯鮑姆“年代四部曲”的第二部。
　　1848年至1875年，雙元革命賦予資本主義經(jīng)濟十足的信心來進行其全球征服。完成這項征服的是它的代表階級——資產階級，而他們所打的旗號，則是其典型的自由主義的思想方式。在這段時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前景和經(jīng)濟似乎沒有什么問題，因為它們的實際勝利非常明顯。政治上，法國大革命所針對的“舊制度”看上去正在接受一個凱歌高奏的資產階級領導權，接受它所代表的經(jīng)濟、制度和文化進步。在經(jīng)濟上，原先受限于腹地狹隘所導致的各種工業(yè)化和經(jīng)濟增長的困難，這時已獲克服，這主要得歸功于工業(yè)轉型的擴散以及世界市場的大幅度拓展。在社會上，革命年代貧民爆炸性的不滿情緒此時也逐漸平息。
　　簡言之，在資本的年代，持續(xù)的資產階級進步的主要障礙似乎均已鏟除，因而其內部矛盾所造成的可能困難，一時間似乎還不致引起憂慮。在歐洲，這個時期的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革命分子，似乎較任何其他時期都少。
　　見識叢書：（見識城邦出品）
　　《時間地圖：大歷史，130億年前至今》
　　《太陽底下的新鮮事：20世紀人與環(huán)境的全球互動》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
　　《資本的年代：1848—1875》
　　《帝國的年代：1875—1914》
　　《極端的年代：1914—1991》
　　《瘟疫與人》
　　《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
　　《守夜人的鐘聲：我們時代的危機和出路》
　　《1913，一戰(zhàn)前的世界》
　　《一萬年的爆發(fā)：文明如何加速人類進化》
　　《猶太文明：比較視野下的猶太歷史》
　　《奧斯曼帝國的終結：戰(zhàn)爭、革命和現(xiàn)代中東的誕生》
　　《文明史：人類五千年文明的傳承與交流》
　　《從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科學的發(fā)明：科學革命新史》
　　《競逐富強：公元1000年以來的技術、軍事與社會》
　　《無義之戰(zhàn)：太平洋戰(zhàn)爭中的種族與權力》
　　《審問歐洲：二戰(zhàn)時期的合作、抵抗與報復》
　　《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響和文化沖擊》
　　《世界史：從史前到21世紀全球文明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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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筆者關于世界近代史（即從法國大革命到第yi次世界大戰(zhàn)）的專著共有三本。第yi本《革命的年代：1789—1848》早已問世，第三本尚未動筆，本書則介于二者之間。由于它獨立成卷，對讀過或沒有讀過第yi本的讀者都具有可讀性。不過對讀過第yi本的讀者我要表示歉意，因本書零零星星地收進了他們業(yè)已熟知的材料。這樣做是為了照顧尚未讀過第yi本書的讀者，為他們提供必要的背景資料。出于類似的目的，我也簡略地為以后發(fā)展趨勢作了幾點提示，特別是在第十六章“結局”中。與《革命的年代》重復的資料我當然會盡量削減到zui低限度，并將它們分散開來，以免使讀者生厭。讀者可視此書為獨立篇章，只要記住本書并非處理一個孤立的、與其前后截然分開的時期即可。歷史是不可分割的。
　　無論如何，對任何受過一般教育的普通讀者來說，這本書應該是明白易懂的。它是為普通讀者而不是為歷史學家所寫的。社會為歷史學家研究的課題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歷史學家如能正當使用這些史料，就不應專為其他史家而寫，不論他們使用史料的多寡。一般讀者若能對歐洲歷史有基本的了解，是會有好處的。筆者相信那些搞不清攻占巴士底獄或拿破侖戰(zhàn)爭是怎么一回事的讀者，在遇到緊急情況時，雖能設法應付，但具備這些知識，定會有的助益。
　　本書所述的時代較短，但跨越的地界卻很大。以歐洲——事實上以英國和法國——為中心來寫1789～1848年的世界史，并非不切實際。然而隨之而來的四分之一個世紀，就再也不能純粹以歐洲史來概括了，因為1848年后資本主義經(jīng)濟向全世界輻射，撰寫這個時期的世界史如不在相當程度上注意其他幾個大洲，必定荒誕可笑。我是不是也太歐洲中心主義了呢？可能有此嫌疑。歐洲歷史學家對歐洲的了解比對其他洲的了解要多得多，這是可以理解的，于是，他們遂情不自禁地從他們所處環(huán)境的特別有利地位來欣賞全球景物。美國歷史學家對同樣的景物會有某些不同看法，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無論怎么看，19世紀中葉世界資本主義發(fā)展史仍是以歐洲為中心。例如美國，那時雖已露出它必將成為泱泱大國和世界頭號工業(yè)強國的苗頭，但那時它的經(jīng)濟實力還很弱小，只能自給自足而已。事實上，那時的美國也不是一個傲視群雄的龐然大物：1870年其人口比英國多不了多少，與法國不相上下，比后來很快形成的德意志帝國還略少一些。
　　我將本書分成三個部分。1848年革命是這一時期發(fā)展主線的前奏。對于幾條主線的開展，我是從歐洲大陸角度觀察的，但只要有需要，也將從全球角度加以探討，不過我并不企圖把它寫成一系列面面俱到、內容完整的“國別史”。歐洲以外的世界占有兩章篇幅。在這兩章里，我不得不著重探討若干重要的地區(qū)和國家，主要是美國、日本、中國和印度。每章均以主題劃分，而非以年代先后為序，當然其中包含的年代仍是清晰可辨的。這些年代是：寂靜但對外實施擴張的19世紀50年代，比較動蕩的19世紀60年代，以及經(jīng)濟繁榮與經(jīng)濟蕭條交替出現(xiàn)的19世紀70年代。第三部分包括了19世紀第三個25年的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橫斷面。
　　我的目的并非是將已知的事實作一番總結，亦非敘述何時發(fā)生了何事，而是將事實歸納起來，進行整體的歷史綜合，從而“了解”19世紀第三個25年，并在一定限度內把我們今日世界的“根”追溯到那個時期。本書的目的同時也是為了展現(xiàn)這個時期無與倫比的特征。這是歷史上獨一無的時代，因此顯得那么生疏，那么遙遠。至于這本《資本的年代》是否再現(xiàn)了這一歷史時期得由讀者去判斷。本書的看法，特別是與很多人觀點相左的看法是否正確，得由我的史學界同行們去評論。同行們顯然不會一致同意我的看法。著書人總希望自己的作品受到廣泛注意，熱情頌揚也好，憤怒指責也罷，能引起熱烈討論就不錯。我不敢存有與評論家打場筆墨官司的奢望，在這一版里，我只是把幾處印刷錯漏和某些明顯錯誤（有些明顯錯誤已引起我的注意）糾正一下，調整一些容易造成誤解的句子，僅此而已。當然在與我的系統(tǒng)闡述方法不相矛盾的情況下，也認真考慮了某些批評意見。這些意見在我看來是正確的。但全書基本上是保持舊貌。
　　不過，一般讀者似乎對我有些誤解，特別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天生情有獨鐘的某些評論家。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同情顯然不及他們。這個誤解我想必須澄清。歷史學家有責任讓讀者了解其政治傾向，所以我在“導言”中寫道：“本書作者無意掩飾自己對本書所述年代的某些厭惡，甚至某種鄙視，但由于敬佩這個時代所取得的巨大物質成就，由于竭力想去理解自己不喜歡的事物，因而稍有緩和�！庇行┤苏J為這段話就是作者將以不公正態(tài)度對待維多利亞時代的資產階級以及維多利亞時代取得勝利的宣言。鑒于有些人無法看懂書上的內容（這內容與他們認為必須有的內容大相徑庭），我要斬釘截鐵地說：實情絕非如此。事實上至少有一位評論家正確地承認：“不僅這本書的撰寫宗旨是要突出資產階級的勝利，而且這本書zui為贊同的還是資產階級�！笔且擦T，否也罷，這是資產階級的時代，我只是原封不動地把這個時代再現(xiàn)出來，為此我甚至不惜忽略了其他階級，未能留出足夠篇幅來表述其他階級在這個時代所占有的分量。
　　我不能說我是一切問題的專家，我只是對與本書有關的眾多問題中的一小部分精通而已。而且我還不得不幾乎全部依賴二手甚至三手資料。不過這也是不可避免的。研究19世紀的著作已可堆成高聳入云的大山，使歷史的天空黯然失色，而每年在高山頂上仍有新的作品不斷增添。當人們對歷史的興趣擴大到無所不包，事實上囊括了20世紀下半葉人們感興趣的各個方面時，需要吞噬的材料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連zui博學、zui百科全書式的大學問家，也感到無法應付。材料必須精簡，精簡成一段或兩段，精簡成一行，或一筆帶過，或只作細小的處理，或索性忍痛割愛。歷史學家必然要借鑒他人作品，但越來越多的情況是只能瀏覽一下而已。
　　不幸的是，如此將打破學者們令人敬佩的常規(guī)做法。按照常規(guī)做法，學者們對其資料來源，特別是對有過幫助的人總要謙恭地鳴謝一番，因此只有原作者才能聲稱其個人所發(fā)現(xiàn)的智慧財產他人皆可使用。然而我在書中信手拈來的所有點滴想法，其原出處是來自哪本書或哪篇文章，或哪次談話，或哪次討論，我懷疑我是否能列出。我只能請求那些被我有意或無意巧取豪奪的作品的作者原諒我的無禮了。再說如果定要尋根究源，那將增添一大堆對本書不太合適的索引和注釋，徒增書的篇幅。無論如何，我只能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書中注釋幾乎完全限于引用的統(tǒng)計資料和其他數(shù)字，以及某些有爭議或令人瞠目結舌的引述來源。未加附注的其他數(shù)字大多數(shù)摘自標準材料，或摘自馬豪爾的《統(tǒng)計辭典》（Mulhall s Dictionary of Statistics）等極為珍貴的簡明資料。涉及的文學著作——即俄國小說——只提及書名，因為這些小說版本太多，本書作者看的版本讀者不一定都能找到。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兩位是那個時代主要的當代問題評論家）的作品，都是大家熟悉的書或信札，根據(jù)的是現(xiàn)有標準版（東柏林：1956～1971年）的卷次和頁數(shù)。至于地名，凡有英文的就寫成英文地名［例如慕尼黑：（Munich）］，沒有英文的，就用當時出版物上通常用的名字［例如普里斯堡：（Pressburg）］，其中沒有任何民族偏見。如有必要，會將該地的今名附加在括號中，例如萊巴赫［Laibach，今名盧布爾雅那（Ljubljana）］。
　　已故的齊諾（Sigurd Zienau）和哈斯克爾（Francis Haskell）審閱了科學和文藝部分，并糾正了我的某些錯誤�？挛哪希–harles Curwen）解答了有關中國的問題。發(fā)生的錯誤和疏漏我難辭其咎。羅杰斯（W R Rodgers）、克勞�。–armen Claudin）和莫伊莎（Maria Moisá）不時抽空來充當助理研究員，給我提供了極大幫助。我還要深深感謝我的編輯洛登（Susan Loden）。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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