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捕捉生活文化

　　如果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我們希望發(fā)明一種可以捕捉社會生活之復雜性的研究方法，那么我們應該會期望發(fā)明出某種類似于社會人類學者所從事的民族志實踐方法吧。（Strathern，1999）

　　“何謂文化研究？”毫無疑問地，對從事文化研究的學生與研究者來說，這是個非常熟悉的問題。正如一些好奇的朋友與家人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它也可能出現(xiàn)在許多試圖為此問題提出答案的書籍或期刊文章里。這個問題的必要性，以及為此而起的爭辯與反駁，乃至于文化研究的構成要素，都指出了一些構成本書的關鍵性特征：文化研究缺乏明確的定義界線及學科的明確性。這意味著此一“研究領域”并非一個同定且穩(wěn)定的學科。因此，“文化研究”的各種描述將有不同的面貌，而且也因不同的位置而產(chǎn)生特定的主題、議題與問題；換句話說，文化研究也會因為國家的文化語境的不同，而被不同的思想范式所形塑。事實上，造就文化研究不同面貌的辯論與討論，也都產(chǎn)生不同的重點，以及強調不同的文化面向。然而，許多開設文化研究的大學與研究所（透過篩選與簡化的過程），卻僅僅設計出某一種面向文化研究的課程。我所要強調的重點在于，構成此一研究領域的要素常是可以開放討論的，而且是尚未確定的。我認為重要的是：能夠去思考我們可以用來理解文化如何被制造的方法，并透過日常生活，即需蒙德·威廉斯用所謂的“牛活文化”來理解文化，這將是本書的焦點所在（Williams，1981：11）。我認為米根·莫里斯最近提出的問題（尤其與研究方法相關的宣稱），就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問題。她問及：“究竟文化研究在做什么？（粗體字是我所強調的）”我們可以這樣說：這個問題需要不同的響應，其中之一是需要更為實務的、更為實質的例證，借此顯示此一研究領域所關注的焦點所在。為了要開始回答她自己提出的問題，莫里斯援引了亨利·勒費布爾及其“日常生活的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的觀點。莫里斯強調此觀點即是文化研究的核心所在（Lefebvre，1990）。她指出：“一種對于‘文化’的特殊使用方式的研究，以及對于處在特定社會語境底下的人們，將何物視為文化的研究，同時也是對人們制造文化的方式的研究”（Morris，1997：43）。如此的描述提供了一些指標，用以界定文化研究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所關注的焦點；如此的描述尤其指出了本書的主要面向：即日常生活的各種文化。除此之外，如此的描述也特別強調文化的物質性。就此而言，文化并非一系列自由流動的觀念或信仰，文化也不是某個偉大藝術或文學作品經(jīng)典的顯現(xiàn)。文化的意義、過程以及工藝品都是在特定的物質條件下，被生產(chǎn)、分配與消費的。換句話說，文本與實踐兩者都是社會世界的產(chǎn)物，也是構成社會世界的主要成分。社會世界是由整體組織所構成，例如，由媒體機構以及其他文化生產(chǎn)者、家庭、教育以及各種不同的市民社會代理人，甚至特定社會團體的日常生活實踐所構成。因此，任何試圖了解文化與文化過程的努力，都必須仔細思考這些復雜的物質條件。關于權力與（使用權力的）途徑的問題，也同樣含括于莫里斯的觀點中。所以，當問及誰有途徑達到特定的、合法化的文化形式，而誰又被排除在接近這些文化形式之外時，這些問題引發(fā)了關于決定性以及含括（inclusion）與排除（exclusion）的動態(tài)性問題。構成文化過程與文化產(chǎn)品的力量非常強大，然而，文化研究也意識到，人們在了解他們自己與他人的生活時，不但可以也的確主動地參與了他們對文化工藝品的使用。

　　因此，莫里斯的描述已經(jīng)道出文化研究關注的主要領域。文化被理解成是透過復雜的過程而被主動地生產(chǎn)出來的。廣義而言，文化即是發(fā)生在社會的各個層級中，以及發(fā)生在文化過程的各個時刻里的意義生產(chǎn)或“表意實踐”。這導致了關于人類如何生產(chǎn)文化、人類以何種方式生產(chǎn)文化，以及關于人類為何、為了什么目的而生產(chǎn)文化等問題的產(chǎn)生�；蛘吒鼜V義而言，這導致了文化如何形塑社會關系，文化又是如何煽動或阻止社會變遷的產(chǎn)生等問題的產(chǎn)生。為了要開始探查這些出現(xiàn)在文化過程中的復雜關系，我們需要各種不同的方法，例如：文本分析、觀察、從個人與團體中搜集知識與信息的不同方法，像日記、不同種類的訪談和參與觀察。莫里斯在她的觀點中特別強調“生活經(jīng)驗”的重要性，而這也將是本書關注的焦點。然而，“文本”不僅包括書寫的文本，例如：文獻、出版品，更包含視覺文本，例如，電影、攝影、廣告、有聲品（如音樂、廣播），同時更包括其他種類的符號人工產(chǎn)品（例如時尚）。這些文本在我們的研究領域中，將會被清楚地捕繪。因此，重要的是必須界定出某些與文本以及生活經(jīng)驗相關的關鍵性議題，而這顯然就是指這些文本的消費者。

　　1950年代晚期，威廉斯撰寫了一些關于文學正典（literary canon）具有高度選擇性的本質的著述，指出哪些作品被含括在正典之內，哪些又被排除在正典之外，并質疑學術界處理這些文本的研究路徑（Williams，1958）。以文學正典的文本而言，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指那些獨尊文本并致力于界定文本所隱含根本意義的方法。就威廉斯的觀點而言，來自文化研究此一新興研究領域的研究工作，都在于尋找分析文本的方法，而這些方法卻未必源于既存文學研究的研究路徑。這些學者將不同的問題帶入文本之中，他們對于在文本之中尋找其內在意義不感興趣，反而是關注于文本內的不同元素可能建構出的多元意義。除此之外，他們也對評估的過程提出批判，因為評估的過程暗示著哪些文本將被篩選出來。其中最為重要的文本莫過于結構主義者巴特（Barthe，1977）的著作，以及形式主義者的作品。例如，普洛普（Propp，1968）的著作。普洛普提出一種較為“科學”的文本分析模式的必要概念。這是為了要探討文本如何在不同元素下運作，例如，在敘事結構、角色功能、文化編纂等元素中運作的情形，同時也在于探討文本所建構的究竟是何種“真實”。此外，巴特的選集《神話學》（Barthes，1972）更將“文本”的概念擴充到諸如摔跤競賽等活動，以及像是汽車、小孩的玩具等消費商品，還有廣告的影像與語言上，借此彰顯文本的意識形態(tài)本質。巴特的著作造就了許多早期關于文本分析的研究，尤其是廣告、視覺文本與流行小說的分析。它提供一種有別于文本評估的研究方法，并將文本放在它們所處的社會、文化與政治語境中探討。巴特及其后繼學者的著作，都是在可感知的文化與意識形態(tài)語境下“解讀”文本，但是對于如何理解文本及其社會語境之間的關系卻未多著墨，尤其并未明確指出讀者該如何詮釋文本。正如麥克羅比（McRobbie，1992）的觀察：在文化研究中，仍存在著“文本與生活經(jīng)驗”之間的區(qū)分。現(xiàn)在，我想要進一步探討為何如此的區(qū)分仍舊存在于文化研究之中。

　　社會與文本

　　社會（the sccial）與文本（the textual）之間的被認識到的區(qū)分，在學術結構中，是更為普遍被觀察到的現(xiàn)象。廣義而言，這區(qū)分可以界定為是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決裂。它們各自預設了不同的研究對象，并各自發(fā)展出特定的概念與方法。如此的劃分已經(jīng)造成文化研究這個新興研究領域的分歧，也跨越這兩個學科，而且許多學者也堅稱：“真正的”文化研究應該超越文本分析本身。他們認為文本必須放在特定的物質條件下來理解，這些物質條件時常被界定為是構成生產(chǎn)、文本與讀者等不同階段的“回路”（eireuit）。他們認為，無論分析的架構本身多么精密，也無論文本可以被界定的范圍有多廣，文本分析本身對于理解文化的循環(huán)傳播與意義的生產(chǎn)而言，都有使用上的局限。換句話說，文本必須被視為既是特定社會、文化與歷史條件下的產(chǎn)物，更是此一循環(huán)傳播的主要載體。理查德·約翰遜繼斯圖爾特�；魻栔�后成為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提出了一個較細致的主張，即厘清“文本”如何被理解是很重要的事情。他援引了一些學者的研究，這些學者為了他們的論述實踐而探討義學文本，并岡此產(chǎn)生了如賽德之帝國主義（Said，1978）的概念，并認為對于這些文本或文類的重新評估，“并未涉及文學文本本身，反而與‘較大之社會文本’比較有關”（Johnson，1997：465），“較大之社會文本”亦即用來建構那些文本的權力論述，而此種權力論述已經(jīng)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