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有書圣之稱，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又并稱二王，在很大程度上，二王一語，幾乎等價于書法二字。二王之前固有書法，但在清代碑學興起之前，鮮為后世書家取法；二王之后的書家，鮮有不學二王者。清代碑學，欲以南帖北碑町畦，甚或舉鄭道昭為北朝書圣…。然而，碑學雖于篆、隸、魏碑有復興之功，終不能行草，近世碑學漸漸演化為碑帖融合。相對于發(fā)展千余年的帖學，碑學并不能分庭抗禮，而庶幾成為分支。所以，二王仍為不祧之祖。
　　二王之所以在中國書法史上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可從兩個方面來認識。
　　其一，建立了文人書法的審美范疇。
　　從書法本體意義上說，文字誕生之日，就是書法產(chǎn)生之時，有文字，同時就有書法。先民造字，自畫成其物，隨體詰詘，一開始就遵循美的原則。自商代至漢魏，諸體紛呈，無美不備，是書法之所以為書法的根源。文字之美，與書法之美同步地演進而完成，基于先民天性，感發(fā)于自然和人文，雖無意如此，而不得不如此。因此，早期書跡，不論出自何人之手，皆有不可言說的曼妙。也正因為此，早期書跡并不以人為貴。人與書法開始完美結合，實則自魏晉時肇始。
　　自儒學廢弛，禁錮頓開；佛教東傳，釋悟色空；玄學興起，崇尚自然，百家爭鳴的局面形成。而面對戰(zhàn)火頻仍、朝不保夕的時事，士大夫懷疑、憂患之情蕩漾澎湃。魏晉之時，文人們發(fā)為文藝，則以頹廢、悲觀、消極，于呼天搶地之中，追問人生、生命和命運�！豆旁娛�九首》云：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曹操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王羲之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功名事業(yè)，轉眼即逝；禮樂教化，土崩瓦解。能夠擁有的，似乎只有人物之美，因之而成魏晉風度。而生命，似乎只能在文藝中永存；風采，似乎只能在文藝中煥發(fā)。即使尊榮無以復加、才華不可一世的曹丕，也認為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只有文藝，才能不假良史之詞，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典論·論文》）。士大夫以風度相高，尺牘書疏，千里面目，當然要表現(xiàn)風度。書法之美，也由自然天質(zhì)之美、禮樂教化之美，派生出人物才情、氣質(zhì)之美。在這樣的背景下，在蔡邕、張芝、錘繇等文人書家的基礎上，二王在王謝之族、郗庾之倫中脫穎而出，代表了文人書法的境界，也可以說建立了文人書法的標準。
　　其二，建立了筆法體系。
　　籠統(tǒng)地說，自有書法，就有筆法。隨著書法的發(fā)展，筆法由簡單而完備。過去，很多人認為筆法由隸書產(chǎn)生，而篆書中只有篆引，也就是火箸劃灰式的中鋒用筆，這是非常片面的。從目前可見的資料如侯馬盟書，戰(zhàn)國秦簡、楚簡，以及大量的漢代簡帛書跡來看，各種書體，皆有正、草之分。正者嚴格，草者草率。書體初創(chuàng)，多有草率；草率納入嚴整，乃成正體；草率又沖破嚴整，孕育新體。筆法的豐富性，即在草率中來；筆法的完備性，在嚴整中得到總結。正體往往施之金石，強化了其工藝性；草體多施之簡帛，往往自由爛漫。戰(zhàn)國時期的古隸，并非由整飭的金文草化而來，而是承續(xù)了古已有之的草體。漢末，諸體俱備，筆法已經(jīng)十分豐沛。
　　二王之時，在文人士大夫階層，或隸書已經(jīng)式微。褚遂良《晉王羲之書目》，正書，都五卷，草書，都五十八卷，并無隸書。而草書，則有張芝擅名；行書，傳劉德升初創(chuàng)；楷書，鍾繇業(yè)已肇基。傳世張芝書跡，除章草《秋涼平善帖》外，后世多疑。張芝精于章草，理固宜然，而張芝的時代，今草已經(jīng)誕生，也似乎并不奇怪。不然，羲、獻父子成熟的今草，豈空穴來風乎？行書或早于楷書。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云：
　　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征。二子俱學于德升，而胡書肥，鍾書瘦。
　　鍾有三體：一日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日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
　　三日行狎書，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鍾繇為楷書鼻祖，蓋無疑議。而從劉德升受學的行狎書，當為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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