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傳論》:張獻忠是明末農民戰(zhàn)爭重要領袖人物,在我國歷史上具有重要影響,也是一位在史學界長期存在爭議的人物。近期隨著彭山江口沉銀考古發(fā)掘而備受關注。本書是我國*部全面記述張獻忠一生的傳記,其在豐富的史料基礎上,就若干爭議問題進行了縝密的分析論證,提出自己的見解。本書名為《張獻忠傳論》,有傳有論,有些部分還屬多年聚訟、爭議未絕。該書自1981年出版后在學術界一直受到好評,曾獲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二等獎。此次系修訂再版。該書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和出版價值。
在近來的張獻忠熱中,紙媒上的文章愈來愈多,網絡上的貼子更是有如雪片,但多是感慨式的雜文,往往有掛一漏萬、瞎子摸象之蔽,極少有認真研讀多種有關史料之后的審慎之作。故此,如果你真對張獻忠問題有興趣,千萬不要根據(jù)某一本書上的某一句話遽下結論,因為古籍上有關張獻忠事跡的分歧實在太大,必須有一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如果你有興趣卻又無時間,可以將字數(shù)不多的此書耐心讀完,其他的你可以完全不理,只注意書中引用的史料,將這些史料仔細對比、研究之后,確定你自己判定的可信或不可信,然后由你自己恢復盡可能逼近真實的當年史事,然后再作出你自己的結論。
再版前言
本書寫成于1961年,出版于1980年,1984年重印一次。由于將在下面說明的原因,三十多年來我不僅一直不愿再版此書,甚至不愿參加有關張獻忠的任何學術活動。但是,去冬今春在四川彭山江口的岷江水下考古發(fā)現(xiàn)了大量與張獻忠有關的文物,頓時在全國引出有關張獻忠的海量議論,被媒體稱為張獻忠熱,不僅省市各媒體先先后后對我的采訪紛至沓來,遠在北京、廣州的媒體也都進行數(shù)次采訪,交換意見。在這些交談之中,不少人都希望能夠再版這本舊作以供大家參考。近年在彭山召開過兩次學術會議,來自全國的專家就彭山江口沉銀問題進行研討,幾位與會者在會上會下也都提到了這本舊作,還有兩位帶來了他們過去購買的此書要我簽名留念,他們也說此書目前還有再版的必要。
此書有再版的必要,可是怎樣再版呢?我很猶豫。
我必須公開承認,寫成于五十多年前的此書內容有問題,問題的麻煩還在于我雖然明白有問題卻又無法解決這些問題。而且,不僅我自己無法解決,估計全國的專家目前都無法解決,都不可能提出能夠讓學術界取得共識的解決辦法,更不能得到取得共識的結論。為什么?因為這是一些在歷史研究中無法回避的基本理論問題。由于歷史的原因,這些問題在改革開放以前是歷史研究的熱門話題,而且有了定論?墒,近年來的歷史研究對這些幾乎已成定論的基本理論問題發(fā)出了不少很值得重視的質疑。又因為不再是熱門話題,所以雖然質疑者不少,深入研究者卻不多,新的成果更不多,短期內完全看不到有解決問題的可能,盼不到有一個被學術界公認的結論。例如:
中國古代社會是什么性質的社會?多年來所說的封建社會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又有些什么主要特點?有學者說秦以后的中國古代社會不是封建社會,那又是什么社會?主要特點又是什么?
中國古代社會有沒有階級、階級屬性和階級斗爭?用不用階級分析?如果沒有階級、階級屬性和階級斗爭,不能用階級分析,古代社會中極為嚴重的社會矛盾與沖突又是什么原因?什么性質?如何評價?
中國古代社會中有沒有農民起義?如果有,對于農民起義應當如何評價?如果沒有,從陳勝、吳廣到李自成、張獻忠等人領導的極大規(guī)模的軍事行動應當如何定性?對陳勝、吳廣到李自成、張獻忠等人應當如何評價?
中國古代社會多次出現(xiàn)過中原地區(qū)的華夏族誓死抗拒邊區(qū)少數(shù)民族武裝進攻的戰(zhàn)爭,出現(xiàn)了一批著名的領導人物,過去都稱他們?yōu)槊褡逵⑿,諸如岳飛、文天祥、袁崇煥、史可法……現(xiàn)在有很多學者提出了不同意見。請問,我國是否應當承認古代有抗金、抗遼、抗蒙、抗清的民族英雄?
我明白,以上這些問題在學術界有分歧,在網上更是不僅僅有分歧,甚至到了意見各異者勢同水火、相互攻擊的地步。
我這本舊作寫成于1961年,當年的我毫無疑義地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封建社會,主要矛盾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農民起義是這種矛盾發(fā)展到最嚴酷時期的暴力革命,農民起義的領袖是反抗暴政的英雄人物,對封建社會中所發(fā)生的矛盾和沖突應當進行階級分析。
雖然近年來有過不少的思考,我至今仍然認為以上理論是基本正確的,因為我還沒有發(fā)現(xiàn)有一種更正確的理論能夠對我國古代社會中所發(fā)生的種種矛盾與沖突給予更好的理論指導和合理解釋。
正是因為上述原因,所以此次再版時我沒有對此書進行改寫,除了改正了當年的文字錯誤和排印錯誤之外,決定按原樣再版。
但是,有幾個重要問題必須在這里向讀者進行說明,請讀者在閱讀此書之前有所了解。
除了上述理論問題在本書中是一望可知,明明白白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之外,本書的時代特色也十分鮮明。我對張獻忠的研究和本書的寫作時間是在1958年到1961年,正是大躍進的年代,我十七到二十歲,還在讀本科,太年輕的我必然要受到時代大潮的影響,歌頌階級斗爭,贊揚農民革命,以至在筆下表現(xiàn)了明顯的偏激。我不想遮丑,更不想化妝美容,當年就是這樣,我愿意把這種時代的烙印如實地保留下來,讓它成為今天的讀者了解當年的一個實例。
作為一本歷史著作,必不可少的基本要求是對歷史事實敘述與闡釋的真實。如有歪曲、造假,就絕對沒有出版的價值。本書名為《張獻忠傳論》,有傳有論,有些部分還屬多年聚訟、爭議未絕。我最近又重讀一次,自信本書的史料挖掘是豐富的,史料運用是嚴肅的,史實論辯是求實的,雖然時過五十多年,還沒有發(fā)現(xiàn)重要史料有所遺漏,對于若干史實考辨的立論仍然可以成立,所以我才敢大膽地將此書再版。在這里,我愿意坦率地向讀者表明我的態(tài)度:有關理論問題的分歧(如明代末年的社會沖突是不是階級矛盾?李自成、張獻忠軍隊是不是農民起義軍?李自成、張獻忠是不是英雄?)實屬正常,既然目前難以定論,也就沒有與我爭論的必要。但是,在史料的運用和史實的分析上,歡迎批評,歡迎辯駁。
在近來的張獻忠熱中,紙媒上的文章愈來愈多,網絡上的帖子更是有如雪片。因為太多太多,我只能選讀一二。恕我直言,多是感慨式的雜文,往往有掛一漏萬、瞎子摸象之弊,極少有認真研讀多種有關史料之后的審慎之作。當然,這些文章的作者不是專業(yè)研究人員,沒必要也不可能要求他們去翻閱古籍,我只是有一個勸告:如果你真對張獻忠問題有興趣,千萬不要根據(jù)某一本書上的某一句話遽下結論,因為古籍上有關張獻忠事跡的分歧實在太大太大,必須有一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如果你有興趣卻又無時間,可以將字數(shù)不多的此書耐心讀完,我的所有觀點你可以完全不理,只注意書中引用的史料,將這些史料仔細對比、研究之后,確定你自己判定的可信或不可信,然后由你自己恢復盡可能逼近真實的當年史事,然后再作出你自己的結論。我在寫作此書時,讀過當年在四川能夠找到的有關張獻忠的所有古籍和所有的當代論著,單是書中所引用的古籍就有近百種,其中我自己閱讀抄錄過原著的有七十多種(方志不包括在內,當年川大圖書館藏的四川府州縣志我全部翻檢過)。我愿意為業(yè)余研究的愛好者當個間接的資料員,免除大家的翻檢之勞。實話實說,這也是我愿意再版這本舊作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關于張獻忠的大量文章與評論中,在最近很多朋友向我的詢問中,大家最關注的問題是兩個,我在這里再次簡單地表明我的觀點,這也是我多年來一直堅持未改的觀點:
關于彭山江口沉銀。
有關張獻忠在江口主動沉船沉銀藏寶的記載與傳說(也包括錦江、青城山、龍泉驛、百工堰、青神、重慶等地的有關張獻忠主動沉船沉銀藏寶的記載與傳說)是不可信的。江口有不少張獻忠的遺物從江中出土,是因為1646年春天張獻忠在這里與楊展的一場水戰(zhàn)中大敗時沉落在江中的,絕非主動沉船沉銀藏寶。作為川西地區(qū)最重要的渡口和水碼頭,在江口的江中發(fā)現(xiàn)若干不同時期的其他遺物也是很正常的。我堅決支持已經在江口進行的水下考古和今后繼續(xù)進行的水下考古,支持在此建立一個高水平的歷史博物館,而且已經有了自己的實際行動。
關于張獻忠在四川殺人的問題。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銳減,極度殘破,是在清代前期湖廣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之后才逐漸恢復。人口銳減的原因是從明天啟年間到清康熙年間前后六十多年的長期戰(zhàn)亂,以及戰(zhàn)亂帶來的饑荒和瘟疫。張獻忠在四川爭戰(zhàn)多年,殺人不少,離開成都時又放火毀城,對于四川人口銳減的責任當然不小。但是把四川人口銳減的原因簡單地都歸之于張獻忠屠蜀的說法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張獻忠是個十分復雜的歷史人物,可能不是英雄,但也不能以惡魔二字蓋棺定論。本書過去持這種觀點,至今仍持這種觀點。在本書出版之后,我又見到一些重要的有關論述,這里引用兩條。著名清史專家肖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說:川北之平定,在獻忠死后二年,而川東則十余年矣。滿漢兵丁所殺,殆不下于獻賊……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事到處行之,而川人真靡有孑遺矣。清人記載胥以此歸之獻忠,殆成王敗寇之公例,其實未必然耳!著名明清史專家李光濤在《論建州與流賊相因亡明》一文中說:即如四川之禍,張獻忠據(jù)此前后不過四年,清人與殘明角逐于此者十余年,加以吳藩之亂,后先相映凡數(shù)十年,凡不從者,凡不剃發(fā)者,凡遁山谷不為編戶之民者,彼皆殺之,然后赤地數(shù)千里,此又浮于張獻忠十倍二十倍不止矣。(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在此轉引,僅供研究者參考。
1980年,我在此書的初版后記中說,出版此書是希望它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快四十年過去了,我仍然希望此書在近年的張獻忠熱中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用這塊陳年舊磚引來一塊塊美玉。
2017年5月于青城山下
袁庭棟,著名巴蜀文化學者。1965年四川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yè),1968年供職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參與籌建巴蜀書社。著作有《中國古代戰(zhàn)爭》《古代職官漫話》《巴蜀文化》《周易初階》《巴蜀文化志》《成都街巷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