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一個古代軍事文化極為發(fā)達的國度。在幾千年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在這方古老神奇的土地上，發(fā)生的戰(zhàn)爭難以數(shù)計，涌現(xiàn)的軍事家燦若群星，形成的兵書、戰(zhàn)策卷帙浩繁。我國古代軍事理論的基礎，就是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奠定下來的。

春秋戰(zhàn)國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在這一歷史時期內(nèi)，雖然列國紛爭，戰(zhàn)事頻繁，但學術文化卻十分發(fā)達，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兵家是當時各家文化中一個重要的學術派別。當時著名的兵家人物，首推孫武，其下則有司馬穰苴、吳起、孫臏、尉繚等人。而這一時期最著名的兵書則有《孫子》、《吳子》、《司馬法》、《六韜》、《尉繚子》等。其中《尉繚子》一書價值很大，而研究卻很不夠。直到1972年《尉繚子》竹簡的殘卷出土后，對《尉繚子》的研究才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一、《尉繚子》的成書時代和作者

《尉繚子》是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一部著名兵書，是研究先秦哲學思想、軍事思想和軍事制度的重要典籍之一�！稘h書·藝文志》、《隋書·經(jīng)籍志》、《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和《宋史·藝文志》等對該書都有著錄。南朝學者，特別是唐宋時期的許多學者，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對該書有所摘引或評論。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尉繚子》和《孫子》、《吳子》、《司馬法》、《六韜》、《黃石公三略》、《李衛(wèi)公問對》一起被編入了《武經(jīng)七書》，作為必讀的軍事教材。但自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懷疑其為偽籍以后，雖也有學者仍相信《尉繚子》多存古制、亡可疑者，是戰(zhàn)國談兵者所著（參見明代宋濂的《諸子辨》和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以及近人呂思勉的《先秦學術概論》）。然而數(shù)百年來，它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卻變成了一部偽書。如鄭樵譏其見名而不見書，馬端臨亦以為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清代姚際恒說：《尉繚子》……其首《天官篇》與梁惠王問對，全仿《孟子》天時不如地利章為說，至《戰(zhàn)威章》則直舉其二語矣。豈同為一時之人，其言適相符合如是耶?其偽昭然。（《古今偽書考》）清人姚鼐也說：尉繚之書……蓋后人雜取茍以成書而已。（《惜抱軒全集·文集·讀司馬法六韜》）近人錢穆則懷疑：其殆秦賓客之所為，而或經(jīng)后人之羼亂者耶?（《先秦諸子系年·尉繚辨》）而張心澂《偽書通考》、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黃云眉《古今偽書考補證》等書，甚至直斥《尉繚子》為偽物。由于學術界多年來的錯誤認識，使《尉繚子》一書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應有的評價。

1972年在山東省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中與其他兵書一起出土了《尉繚子》竹簡的殘卷，經(jīng)竹簡整理小組整理，殘簡釋文刊登于《文物》1977年第二、第三期，其內(nèi)容與今本及《群書治要》所節(jié)錄的《尉繚子》基本相同，這就使偽書之說不攻自破了。此后，一些研究《尉繚子》的書籍和文章陸續(xù)發(fā)表，從新的角度對這部古兵書進行了評估。其中，關于《尉繚子》的成書時代和作者，是這些論著集中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偟膩碇v，可以概括出兩種主要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該書的作者尉繚是梁惠王時代的人，《尉繚子》成書于戰(zhàn)國中期的魏國（我們簡稱這種觀點為梁惠王時人說），其根據(jù)是今本《尉繚子》首篇《天官第一》中有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尉繚子對曰……的記載。另一種觀點認為，該書的作者尉繚是秦始皇時代的人，《尉繚子》成書于戰(zhàn)國晚期的秦國（我們簡稱這種觀點為秦始皇時人說），其根據(jù)是《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十年……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的記載。

除了這兩種主要觀點之外，學術界尚有若干其他說法，需要首先予以簡要辯駁。因為出土竹簡的銀雀山一號墓，已被考古工作者判定為漢武帝初年的墓葬，有人即以此作為《尉繚子》作成與傳世的時間下限（參見《尉繚子注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等）。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第一，西漢著名的文學家賈誼在其所作的《陳政事疏》中，說過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的話。宋人王應麟指出此句中主上之操也幾個字語出《尉繚子》（《困學紀聞》），如果王應麟之說正確的話，那么賈誼此前即已讀過《尉繚子》一書，而賈誼著《陳政事疏》要早于漢武帝即位三四十年。第二，從銀雀山出土的《尉繚子》等兵書，都不避漢初幾個皇帝的名諱（參見何法周：《〈尉繚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第三，從漢墓中出土的竹簡未必即作成于當時或在當時才開始流傳，與《尉繚子》同時出土的《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等，都不是作成于當時，而早在很久以前就廣為流傳了。第四，楚漢戰(zhàn)爭的四年，社會動亂；秦統(tǒng)一后的十五年間，大肆焚書，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史記·秦始皇本紀》）。特別是《尉繚子》書中的論述也與這兩個時期的實際情況不符。根據(jù)這些材料，我們認為判定《尉繚子》作成和流傳的時間，不應受出土竹簡墓葬本身時代的局限，而應提前到秦統(tǒng)一之前的戰(zhàn)國時代，它是先秦古籍毋庸置疑。

有人還曾提出過依托說（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即認為尉繚本不與梁惠王同時，只是假托與他答對而著此書。但是這種說法也是難以自圓其說的。如果說是秦漢以后的人假托著書，那么出土的《尉繚子》竹簡和我們剛才的考辨已完全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如果說是秦始皇時的尉繚假托與梁惠王答對而著書，也不符合邏輯。何法周先生在《〈尉繚子〉初探》一文中對比曾作過一番有力的辯說：古代假托的偽作確實是有，但一般假托總要假托更古的人……如果說是秦王政十年時的尉繚假托梁惠王時的尉繚而著書，他們本處于同一個時代，這瞞不住任何人的眼睛。這樣的假托，還有什么意義？假托一般總要假托更有名望的人。梁惠王與梁惠王時期的尉繚，一個是連吃敗仗、連國都安邑都保不住的敗國之君，一個是史無記名、后人幾乎懷疑其存在的無名之士，假托他們又能抬高《尉繚子》的幾何聲價?這是有道理的。

還有的學者猜測歷史上有兩個尉繚，一個是戰(zhàn)國中期軍事家，另一個是戰(zhàn)國末期秦國大臣（參見楊寬：《戰(zhàn)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辭海·歷史分冊·中國古代史》，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版），斷定雜家尉繚，非梁惠王時之兵家尉繚（馬非百：《秦集史》，中華書局1982年版）。其實這種兩個尉繚說同依托說一樣也存在著明顯的漏洞，因為無論持哪種觀點的人，都無法否定尉繚是大梁人這一明確記載，兩人同名在歷史上雖不乏其例，但在短短的幾十年內(nèi)，出現(xiàn)兩個都叫尉繚的大梁學者，其著作內(nèi)容又相近，這種戲劇性的過分巧合是令人難以想象的。

我們還是回到對前述兩種主要觀點的分析上來，由于持梁惠王時人說的學者和持秦始皇時人說的學者至今都不能說服對方，而他們各自所依據(jù)的那條唯一的原始材料，在現(xiàn)存的先秦古籍中又都沒有找到任何可以引為直接旁證的記載。因此，他們?yōu)榱髓b別《尉繚子》的作者和成書時代，都試圖從該書所反映的社會背景和時代特點中去尋求內(nèi)證。

梁惠王時人說者從《尉繚子》書中找出的主要證據(jù)是：（一）作者面對的國家，矛盾重重……民流地廢，農(nóng)戰(zhàn)不修，人有饑色，馬有瘠形，民無定伍，軍無定制，武士不選，賢能不用。這樣的國家，只可能是日趨衰落的梁，而不可能是生氣勃勃的秦！（二）作者面對的國君問題嚴重。他不僅在思想路線上傾向于天官時日陰陽向背等唯心謬論，而且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路線上，也不懂得任地、制民的富國強兵之道……這個人，只有可能是敗國之君梁惠王，而不可能是統(tǒng)一中國的秦始皇!（三）書中引證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也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從時間順序上看，只引證到戰(zhàn)國前期的吳起為止……從引證的歷史事件看，唯獨吳起以法治軍、與士卒同甘苦而天下莫當?shù)氖论E最多最詳，其中特別是兩次提到了吳起與秦戰(zhàn)這一富有歷史特征的史實。（均見何法周：《〈尉繚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四）尉繚在本書中，不斷地對世將提出嚴厲的批評，正是正確地反映士人向貴族爭奪政權的戰(zhàn)國早期時代背景。（鄭良樹：《竹簡帛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2年版）

秦始皇時人說者從《尉繚子》書中找出的主要證據(jù)是：（一）戰(zhàn)國時代戰(zhàn)爭投入的兵員和持續(xù)的時間，在早、中、晚期是有明顯差別的�！段究澴印贩从沉藨�(zhàn)國晚期的戰(zhàn)爭規(guī)模。（二）《尉繚子》體現(xiàn)了戰(zhàn)國晚期獨有的以仁義為本的戰(zhàn)爭觀。（三）1974年發(fā)現(xiàn)的秦陵兵馬俑軍陣，是戰(zhàn)國晚期戰(zhàn)場情況的寫照，它的情況往往能與《尉繚子》所述互相吻合。（四）《尉繚子》……記有許多軍制條令，往往能與《商君書》和云夢秦簡的精神相呼應，證明其作者應與秦有很密切的關系……根據(jù)文獻記載，當是秦始皇任為國尉的大梁人尉繚。（均見龔留柱：《〈尉繚子〉考辨》，《河南師范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

顯然，爭論雙方所提出的這些理由，除個別問題外，都是持之有故的。但是，他們對于對方提出的理由，卻都不能給予全面而有足夠說服力的反駁。這個矛盾現(xiàn)象應該怎樣解釋呢?我們遍集有關史料并經(jīng)過反復分析后發(fā)現(xiàn)：如果把現(xiàn)有的各種歷史記載聯(lián)系起來考察，上述兩種觀點實際并不矛盾。也就是說，與梁惠王答對的尉繚和在秦始皇十年由大梁入秦的尉繚本是同一個人。因此，我們認為，在沒有發(fā)現(xiàn)新的可靠證據(jù)之前，對僅存的關于尉繚事跡的兩條原始記載，根本不可以也不應該去執(zhí)意否定其中的任何一條！

既然在今本《尉繚子》首篇中有梁惠王問尉繚子的話，那么我們首先就應對梁惠王的有關史料作一番認真的考證和探究。梁惠王名，于周烈王七年（前369年）繼位，即史書中所說的魏惠王，因其在位期間將魏國的都城由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北禹王村）遷到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市），所以又稱為梁惠王。關于梁惠王的紀年即其在位的時間，史料記載有所不同，甚至司馬遷《史記》本身的記述也大相徑庭，現(xiàn)分別列舉并加以考辨。

《史記·魏世家》記載：三十六年，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趙世家》、《六國年表》的記述與《魏世家》同，即認為梁惠王在位僅36年，卒于公元前333年。

《史記·秦本紀》則記載：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據(jù)萬國鼎《中國歷史紀年表》（中華書局1978年版）換算，秦武王元年為公元前310年�！妒酚�·田敬仲完世家》載：宣王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妒酚�·孟嘗君列傳》也記有：宣王七年，田嬰使于韓、魏，韓、魏服于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據(jù)萬國鼎《中國歷史紀年表》換算，齊宣王八年為公元前311年。而齊國使用的歷法為周正，以夏歷十一月為歲首，秦國使用的是顓頊歷，以夏歷十月為歲首，所以實際上《史記·秦本紀》的記載與《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史記·孟嘗君列傳》的記載并不矛盾，即認為梁惠王在位59年，卒于公元前310年。

對于以上兩種不同的記述，后代的《史記》注疏者也莫衷一是，慨嘆：實所不能詳考。（司馬貞：《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索隱》）既然《史記》對這個問題的記載本身有矛盾，后來的許多學者如晉代荀勖、杜預等人，就用西晉太康二年（281年）在汲郡（今河南衛(wèi)輝西南）出土的《竹書紀年》來校正《史記》。遺憾的是《竹書紀年》原簡和晉代學者所作的釋文早已失傳，現(xiàn)在所見到的《竹書紀年》，都是后人從不同的古籍中輯出來的。方詩銘、王修齡編著的《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一書，匯集了各種版本的《竹書紀年》佚文，現(xiàn)摘引部分有關材料如下：

《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后元。（《史記·孝文本紀·索隱》）

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史記·魏世家·集解》）

古書《紀年篇》，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春秋經(jīng)傳集解后序》）

《竹書紀年》的記載和其他文獻提供的資料都證明了梁惠王在位僅三十六年的說法不可信，楊寬在《戰(zhàn)國大事年表中有關年代的考訂》一文中，舉出兩條《竹書紀年》之外的有力證據(jù)論證說：原來魏惠王到三十六年沒有死，只改元又稱一年。（詳見《戰(zhàn)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5頁）很明顯，《史記》中所記梁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說是錯誤的，現(xiàn)在這一說法已被絕大多數(shù)史學家所摒棄。正是因為太史公記述的這個失誤，才使得許多學者不能對尉繚其人的大致生卒年代和主要活動時間作出正確估計。如：錢穆先生就曾說過：《史記》尉繚說秦王在始皇十年，今傳尉繚書有梁惠王問，年世不相及。（《先秦諸子系年·尉繚辨》，著重號為筆者所加，下同）由中國軍事史編寫組編寫的《武經(jīng)七書注譯·尉繚子》也認為：兩個尉繚不可能是同一個人。（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鐘兆華同志雖也懷疑：如果把《魏世家》與《秦始皇本紀》聯(lián)系起來看，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似乎看像是一個人。（《尉繚子校注》前言，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但因梁惠王的紀年問題沒有確定，所以他又認為：那位任秦國尉的尉繚，如果不是《史記》有誤的話，該當是另一個人，并非今本《尉繚子》的作者。（《尉繚子校注》前言，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這個問題現(xiàn)在既然已基本得到了解決，就應當以正確的記述為依據(jù)，在新的基點上進行研究。

我們認為，《史記》中梁惠王在位59年，卒于公元前310年的記載比較可信（梁惠王的年代問題比較復雜，不少學者以《竹書紀年》為據(jù)，認為梁惠王在位52年，卒于公元前318年。筆者對此持有異議，參見附錄拙作《梁惠王年世考》）。如果這一點能夠成立的話，那么梁惠王在他晚年與年輕的尉繚答對（正像今本《尉繚子》首篇中所描述的那樣），而在秦始皇十年（前237年），年老的尉繚由大梁來到秦國，為秦統(tǒng)一全國獻計（正像《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所描述的那樣），就是完全可能的。假設在大梁與梁惠王答對時尉繚不滿二十歲，那他在秦始皇十年入秦時有九十來歲。要證明以上說法能夠成立，我們必須先解決幾個關鍵環(huán)節(jié)中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