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從美國留學歸來的胡適，在上海登岸時目睹祖國山河破碎，教育文化凋敝，遂下決心做一個將真理與光明傳導給中國人的啟蒙主義者，他認定只有從教育、思想與文化入手才可以為現(xiàn)代中國的新生奠定基石，于是決定“二十年不談政治”，以《新青年》等刊物為陣地，大倡中國的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之類的文藝復興，并提出重估一切價值。而在好友陳獨秀等人被捕，他接手政治性刊物《每周評論》之后，潛伏胡適內(nèi)心而一貫被自我壓抑的政治意識就發(fā)抒出來，并一發(fā)而不可收拾，從《努力周報》倡導好人政府，到《新月》時期的討論人權與約法，公開挑戰(zhàn)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威權政治；從1930年代因為日寇侵入而心憂國家命運，與丁文江、蔣廷黻等人發(fā)起《獨立評論》，提倡“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fā)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jié)果：這是獨立的精神”，一直到1950年代的臺灣政論刊物《自由中國》，胡適一直是現(xiàn)代中國公共輿論最重要的推手。

　　胡適曾經(jīng)在發(fā)表于《努力周報》的《政論家與政黨》一文中如此申述他的政論理想：“只認是非，不論黨派，只認好人與壞人，只認好政策與壞政策，而不問這是哪一黨的人與哪一派的政策：他們立身在政黨之外，而影響自在政黨之中。他們不倚靠現(xiàn)成的勢力，而現(xiàn)成的勢力自不能不承認他們的督促”。1933年，當汪精衛(wèi)盛情邀請胡適出任國民政府的教育部長，而其友朋如傅斯年、翁文灝、吳景超等人紛紛入閣，他如此婉言拒絕：“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決不是圖一點虛名，也決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yǎng)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一個國家不應該沒有這種人；這種人越多，社會的基礎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間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雖不能至，心實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這確實是見證了政治的黑暗，卻又力圖革新政治，為中國政治生活澆灌一種新生命的胡適，在現(xiàn)代中國全力塑造的一種新氣象，也就是通過知識人的講學議政，而讓科舉制廢除后日益邊緣化的知識人重返社會中心，重建政治權威和心靈秩序的一種努力。這在傅斯年寫給他的一封討論動亂年代知識分子取舍的書信也可以管窺一豹：“與其入閣，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一部近代中國輿論史，胡適是最不能繞開也無法繞開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