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世紀50年代至六七十年代，我國哲學界存在一種說法：只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革命領袖才能稱為哲學家，而研究哲學的學者只是“哲學工作者”。這種說法，雖未見諸文件，但在歷次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中，卻實際體現(xiàn)出這一說法的力量。所謂“哲學家”是哲學理論體系的創(chuàng)造者，而“哲學工作者”則只能是解釋這些哲學家的解釋者，或者是用這些哲學家的理論解釋歷史和現(xiàn)實問題的工作者。

　　我生于1927年，在幼年時代對什么事都好奇，常常提出一些奇怪的問題，如人們常常說的“老天爺”是什么樣子；我是從哪里來的；小妹到哪里去了(那時小妹已病逝)；人能不能像小草一樣春天再長出來；我父親為什么喜歡抽那味道很不好聞的紙煙等等。到我上中學的時候(特別是高中階段)，我很愛看各種各樣的書，特別是中外哲學、文學書，由于當時處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生活艱苦，前途茫茫，頗為悲觀。我常常想：我為什么而活？人真能逍遙嗎？我真能相信一種宗教嗎？理想和現(xiàn)實必定是矛盾的嗎？人與人之間是否有真正的愛？人與人之間能相互了解嗎？等等。對這些問題，我自己也設想著有自己的回答。這些問題的產(chǎn)生往往和我讀中西方文學書有關，例如，我讀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復活》等等，想到的是“我是否應該有一種宗教信仰”；當我讀了安德烈?紀德的《窄門》后，想到的是“人與人之間之真愛是非常困難的，必須先解決人與神的關系”。常常聽父親用湖北鄉(xiāng)間口音沉吟《桃花扇》中的《哀江南》，我總是捉摸歷史一代一代是不是總是“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在讀《莊子》后，我喜歡想象“逍遙于無何有之鄉(xiāng)”是什么樣子，在那里能否真正無憂無慮地快樂生活；我讀陶淵明的詩文，最喜歡他《與子儼等疏》中的“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等等�？傊�，這一時期，我興趣很廣，東看一點，西看一點，思想雜亂，無所適從。我想，當時也許“懷疑主義”不自覺地在我心中發(fā)生了重要影響。

　　1945年春，我從重慶南開中學回到昆明，無學可上。有一天，我在父親書架上看到一部《妙法蓮華經(jīng)》，由于好奇，就拿起來翻讀，但全然未能讀懂。問父親，應如何讀懂佛經(jīng)，他告訴我，可以先讀懂熊十力先生的《佛家名相通釋》，讀后，仍未得要領，作罷。自此以后，我轉而去讀一些西方哲學的書，如尼采、叔本華、羅素等人的著作和中國學者對他們的介紹，我甚至還讀了一些與無政府主義有關的書，如巴枯寧的《互助論》等等，讀這些書，又消化不了，故使我的思想更加混亂和雜亂無章了。但很幸運，在1947年夏天后我進入了北大哲學系，我整理了一下我自己的思想，決定先為學好哲學打下必要的基礎，于是決定先把“邏輯學”學好，于是我先后選修了三門與此有關的課程：形式邏輯、數(shù)理邏輯、演繹哲學方法論。這三門課，對我大有幫助，使我能較為清楚地分析哲學問題。另外，我還選修了《英國文學史》和《歐洲文學名著選讀》，這兩門課都是用英文講授，并要閱讀大量的英文著作。這就對我在讀英文書方面有非常大的幫助。到現(xiàn)在，我仍然認為，這樣的選擇是對的。

　　在進入北大哲學系后，我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有創(chuàng)造性的、對哲學發(fā)展有所貢獻的哲學家，因而在讀中外哲學著作時總要寫點讀書筆記，甚至寫成某種形式的論文。在我的讀書筆記和論文中，我喜歡發(fā)一些議論，表達我對某些問題和所讀的書的不同看法。例如，我寫的《我所認識的玄學》和《對維也納學派分析命題的一點懷疑》兩文，是對馮友蘭先生《新理學》和洪謙先生的哲學思想的質(zhì)疑。這是因為在20世紀40年代，馮先生和洪先生在“玄學”(即“形上學”)上有所討論。我認為，兩方面都有可以質(zhì)疑處，所以寫了上述兩文，特別是我對“玄學”的四點看法，說明我確實在獨立地思索著形上學的問題。又如，我讀了新黑格爾學派柏萊得烈的《現(xiàn)象與實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后，寫了一篇《論內(nèi)在關系與外在關系》，我認為柏萊德烈所說的“內(nèi)在關系”仍然是一種“外在關系”，同時也對金岳霖先生對柏萊德烈的批評有所質(zhì)疑。今天來看，上面提到的三篇論文是十分幼稚的、無意義的，甚至是有錯的，但我敢于和中外大哲學家討論一些哲學問題，敢于發(fā)表一些和他們不同的意見。這種勇氣在以后的歲月中漸漸消失了。與此同時(即1947—1949年)，我還寫了幾篇有關魏晉玄學的論文。這一方面是因為我父親在1938—1948年十年間發(fā)表的八篇論魏晉玄學的文章我都讀過，這給了我關于“魏晉玄學”的基本知識，另一方面是由于我特別喜歡陶淵明的詩文，而常常陶醉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的境界之中。現(xiàn)在看來，我寫的那幾篇關于魏晉玄學的文章雖然幼稚，但確有自己的心得和體會，有些論點今天仍有一定價值，如對郭象《莊子序》和歐陽建《言盡意論》的分析都不能說沒有意義，其中《談魏晉玄學》可以說是大體勾畫出了它的發(fā)展線索。我這一時期所寫有關魏晉玄學的論文對我在1981年教授“魏晉玄學與佛教、道教”一課大有幫助。

　　從我敢于質(zhì)疑中外哲學家和中西哲學的勇氣看來，我希望自己成為能獨立思考的哲學家不是沒有可能的。1949年年底北平解放了，這使我的生活和思想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在此之前，我雖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非常痛恨，基于義憤，曾多次參加反對國民黨政府的爭民主、爭自由的學生運動，但我對政治并不感興趣，覺得自己的責任是成為一名杰出的哲學家，從而對國家有所貢獻。新中國成立后，我自己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使我成為一名杰出的哲學家，對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有用嗎?自1949年年底后，我感到我國出現(xiàn)了許多令人鼓舞的新氣象，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一些社會的亂象消失了，會道門被取締，妓院被關閉，等等。為什么有這樣的變化?于是，我開始讀一些毛澤東主席和馬、恩、列、斯的著作，希望從中得到啟示。馬克思主義對我來說是一種很新鮮的學說，有著一種改變舊社會的強烈意愿。我想，這對年輕人無論如何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在1950年年初，共產(chǎn)黨政府對高等學校采取的是“接而不管”的政策，所以在1952年院系調(diào)整前，舊有的學科系統(tǒng)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因此我仍然能學到一些中西哲學的課程。與此同時，出于我對新形勢的新認識，我認真聽了在北大哲學系新增加的三門馬克思主義的課：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胡繩的“毛澤東思想研究”和何思敬的“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同時，我熟讀了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即《聯(lián)共（布）黨史》的第四章第二節(jié))和日丹諾夫的《關于西方哲學史的發(fā)言》，以及毛主席和列寧、斯大林的其他著作。這些馬克思主義的課程及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加深了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其中影響我思想轉變的是對哲學思想必須進行階級分析，必須堅持“無產(chǎn)階級的黨性”原則。

　　在1950—1951年，我父親湯用彤先生在擔任行政工作之余仍然開設了兩門課程：“英國經(jīng)驗主義”和“大陸理性主義”。他的授課方法是根據(jù)西方哲學家的英文原著，一章一節(jié)地講授，例如他講“英國經(jīng)驗主義”的洛克的思想時，主要是引導我們閱讀他的《人類理解論》；講“大陸理性主義”的笛卡爾時，主要是引導我們閱讀他的《方法論》�？梢哉f他把英國經(jīng)驗主義和大陸理性主義的哲學家，根據(jù)他們的著作原原本本地介紹給了學生。現(xiàn)在收入《湯用彤全集》第五卷中的《歐洲大陸理性主義》和《英國經(jīng)驗主義》就是根據(jù)他的講課提綱和汪子嵩、張豈之、我的聽課筆記整理而成的。我的兩篇學習報告：《英國經(jīng)驗主義的學習總結報告(一)——論洛克哲學》和《英國經(jīng)驗主義學習報告(二)——論巴克萊的立場、觀點、方法》大體上還是較為客觀地、清楚明白地介紹了洛克和巴克萊的哲學思想。在1950年1月寫的《論洛克哲學》和《論巴克萊的立場、觀點、方法》有明顯的不同，前者沒有受到所謂的“階級分析”和哲學的“黨性”原則的影響，因為那時我還未受到蘇式的馬克思主義的深刻影響，而1951年寫的《論巴克萊的立場、觀點、方法》則是在我學了蘇式的馬克思主義之后寫的，因而簡單、機械地運用了“階級分析”方法。其實，在1951年我對巴克萊哲學運用所謂的“階級分析”時也還有所保留，我總覺得這種“階級分析”并不能完全解決哲學的問題，所以我在《論巴克萊的立場、觀點、方法》中說：“如果我們說巴克萊明明知道他的哲學是不正確的……我覺得這種想法也是不理智的。任何一個唯心主義大哲學家，我們可以相信他在主觀上只是要追求真理，并沒有想到我要欺騙�！蔽覀兛梢哉f他的哲學“是為著保護他的階級利益，這是無疑問的。但他之所以要保護他的階級利益，主要的在于他認為這是保護真理”。這就是說，在我當時的思想中常常被“保護階級利益”和“保護真理”兩者之間是否矛盾所困擾，但漸漸地我認同了在哲學問題上“保護階級利益”比“保護真理”更重要。

　　1951年1月，在我還沒有過完第四年的大學生活時，就被調(diào)到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去學習了。我在那里學習了一些黨的基本知識和黨的歷史后，就留在黨校任教，一直到1956年秋又回到北大任教。

　　在黨校五年多的教學中，我先后講授過“中共黨史”、“聯(lián)共（布）黨史”，特別是《聯(lián)共（布）黨史》中的第九至十二章有關蘇共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也講授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等等。與此同時，我系統(tǒng)地學習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在思想中真心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氐奖贝蠛螅�我寫了不少文章，基本上都是用蘇式教條主義的哲學理論來解釋中國歷史和中國現(xiàn)實，并用這種理論批判一些當時的學者，如馮友蘭、吳晗等。這時，我不再奢望當什么“哲學家”了，只希望能成為一名合格的“哲學工作者”或者“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員”。

　　我比較詳細地敘述自1947—1966年這一段的讀書和教書的經(jīng)歷是想說明，我是如何從想當“哲學家”而變成安心做一個“哲學工作者”的。直到毛澤東主席逝世、“四人幫”倒臺，我被隔離審查，在我思想中突然產(chǎn)生了一個問題：“我應該聽誰的?”在此之前，我自覺是一個共產(chǎn)黨員就應該一切聽毛主席的，毛主席是我崇拜的對象。但“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中國人民遭受了一場大災難，我在這期間犯了不少錯誤，這個教訓是非常深刻的。因而我想，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彎路，主要是因為我沒有用自己的頭腦來思考問題，所以“文化大革命”一結束，我就想：“我只能聽我自己的。”馮友蘭先生在總結他一生的哲學經(jīng)歷時，認為1949年前在學術的道路上是“有自我的”，而在1949年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時“失去了自我”，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才逐漸“找回自我”。我認為，這不僅是馮先生個人的經(jīng)歷，而且也是廣大中國學人普遍的經(jīng)歷。每個人都應該在前人的經(jīng)驗中得到有益的啟示，但必須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來判斷是非，這樣你即使犯錯也會自己總結出真正有益的教訓。讓他人的思想來指揮你的思想是可悲的，哲學家必須是能獨立創(chuàng)造新思想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