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的初步構思，形成于我在烏普薩拉大學林達爾講座（LindahlLecture）授課期間，時間是在2002年10月。本人很榮幸能獲邀在這樣一個神圣的講壇報告本人的一些研究，因為正是林達爾給出了公共經(jīng)濟學以及政治經(jīng)濟學中的一些極具有解釋力的概念，也正是他曾經(jīng)向人們展示了深邃的思想，并迄今仍是本書需要探討的。而我也正是要借政治經(jīng)濟學和公共經(jīng)濟學的一些概念，在林達爾貢獻的基礎上去研究，如何才能使世界變得更美好。我尤其要感謝瑟琳．布勒姆斯特（SorenBlomquisit）和貝蒂．霍姆蘭德（BertilHolmlund），感謝他們在我訪問期間的盛情款待，以及又以極大的耐心準許我一拖再拖，才最終把授課的內(nèi)容整理出版。同時我還要感謝烏普薩拉大學的師生，與他們的積極互動才使得我的本次訪問顯得興趣盎然。
　　而之所以拖沓這么久才把這份講稿整理出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想嘗試更深入、更系統(tǒng)地來梳理和發(fā)展當時的一些想法。當然，我也確實有所收獲，比如我現(xiàn)在更清楚地知道，政治委托代理模型并不向我以前想象的那樣成熟，甚至還沒有完全被了解，故而我們還有機會更深入、系統(tǒng)地來發(fā)展它們，使之應用于對更多、更復雜問題的分析，而這一任務又相當緊迫。又比如，這里向讀者展現(xiàn)的手稿就對仁善獨裁視角下的政府理論和公共選擇視角下的政府理論的分野，有了更清楚的分析。而作為一個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研究生，我相信健全（不一定是最小的）政府的重要性，但是政府職責又顯然經(jīng)常被濫用了，我一直試圖在二者間進行調和。但如今我的想法卻有了明顯的改觀，至少現(xiàn)在在我看來，政府的激勵問題才是第一位的，并應該成為所有公共經(jīng)濟學授課過程中必須重點探討的一塊。當然，相對于初稿而言，目前的這本書里，我還增加了一些更精確的有關政府失靈概念的內(nèi)容。
　　本書的若干概念和內(nèi)容綜合了經(jīng)濟學和政治科學的一些成果，希望能對仍處于萌芽階段的政治經(jīng)濟學有所貢獻。盡管我一直試圖把書中的技術處理部分減到最少，但如果讀者能夠掌握一些基本的微觀經(jīng)濟學工具，還是有助于理解書中的有關討論。本書所涵蓋的內(nèi)容遠非詳盡，實際上整個政治經(jīng)濟學學科還在迅猛發(fā)展。在本書中，我僅側重通過委托代理方法對政治領域中由非對稱信息所引發(fā)的部分現(xiàn)象進行了探討，而基本上沒有怎么涉及空間競爭模型。
　　還需要說明的是，我還曾有幸就本書的部分內(nèi)容在由哈佛大學社會科學基礎研究中心（CBRSS）組織的與作者系列互動會上與部分學界朋友交流過。對此，我首先要感謝吉姆?阿爾特（JimAlt）、凱恩?謝普斯爾（KenShepsle）盛情邀請和款待。在哈佛交流期間，我也深深受益，期間很多講座的參與者都是那么的慷慨直言，給出了很多的建議和意見，使我得以發(fā)現(xiàn)和糾正一些難以察覺的錯誤。我要感謝一些人在講座期間對我研究的慷慨反饋，這些人包括德龍?阿西莫格魯（DaronAcemoglu）、阿爾伯特?埃里森娜（AlbertoAlesina）、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Banerjee）、約翰?蘭德爾根（JohnLondregan）、阿瑟?盧比亞（AuthorLupia）、亞當?麥羅威茨（AdamMeirowitz）、夏朗?姆坎德（SharunMukand）、吉姆?斯尼德（JiimSnyder）、埃里克?斯博拉里（EnricoSpolare）。
　　另外還有很多人對本書中的一些思想和觀點有很大的貢獻。縱觀已經(jīng)過去的職業(yè)生涯，在眾多曾經(jīng)給過我建議以及幫助的人中，我首先要感謝的是斯蒂芬?寇特(StevenCoate)，我一直從它那里得到一些啟發(fā)和靈感，并與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我與寇特在很多研究項目中有過合作，本書中的很多內(nèi)容（尤其是那些比較成熟和科學的內(nèi)容）實際上都也可以直接歸功于他，或者至少是在長期的合作和討論中，有些思想已深深內(nèi)化在我的思維脈絡里，以至于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就下筆成文。此外，在我剛剛嘗試研究政治經(jīng)濟學問題的時候，安?克斯（AnneCase）就也已經(jīng)是我的合作者了，當時我們采用政治委托代理模型去嘗試研究究竟是什么因素在決定美國州長的競選連任比率。安教給了我很多亦體現(xiàn)在本書中很多思想，比如本書第三章中對美國州長（經(jīng)驗）研究的部分，實際上就建立在我們曾經(jīng)合作研究內(nèi)容的基礎上的。在采用委托代理模型研究公共財政問題上，邁克爾?斯馬特（MichaelSmart）也是我的一位合作者，本書第四章的絕大多數(shù)內(nèi)容都是我們合作研究的成果，另外它與丹尼爾?斯特姆（DanielSturm）合作研究的一些內(nèi)容，也深深影響了我在第三章所研究的委托代理問題的設定。
　　倫敦經(jīng)濟學院（LSE）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我很榮幸能能夠從1995年以來就成為其經(jīng)濟學院和三得利—豐田經(jīng)濟學及相關學科研究中心（STICERD）的一名職員。這使得我有幸能夠與很多同事一起共事，并深深受益于他們的探索精神、真誠以及所展現(xiàn)的活力。我要特別感謝我在研究中心的同事奧利安娜?班迪拉（OrianaBandiera）、魯賓?伯格斯（RobinBurgess）、邁特里什?格塔克（MaitreeshGhatak）、馬庫斯?戈登斯坦（MarkusGoldstein）以及安德里?普萊特（AndreaPrat），并且與后者我們還曾經(jīng)就本書的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建設性的探討，我也得到了一些深受啟迪的評論。
　　還有其它很多人，他們的評論和鼓勵幫助我加深了對本書中所研究的一些問題的認識。這其中，我特別要感謝的是戴龍?阿西莫格魯（DaronAcemoglu）、布魯諾?弗雷（BrunoFrey）、吉姆?漢斯（JimHins）、克萊爾?利佛（ClareLeaver）、格拉特?列維（GilatLevy）、斯蒂芬?莫里斯（StephenMorris）、羅格?梅耶森（RogerMyerson）、托爾斯坦?佩爾森（TorsteinPersson）、吉姆?羅賓遜（JimRobinson）、保羅?希波里特（PaulSeabright）、安德烈?施萊弗（AndreiShleifer）、丹尼爾?斯特姆（DanielSturm）、加尼多?泰伯里尼（GuidoTabellini）、考萊德?博卡迪（KonradBurchadi）、馬利克?黑森斯特里特（MariekeHuysenstruyt）、馬薩?科德姆特斯（MasaKudamatsu）、瑪麗特?里赫維（MaritRehavi）。另外，斯爾維亞?皮茨尼（SilviaPezzni）出色的助研工作為本書的寫作增色不少，在此一并感謝。還要還特別提一下馬薩，它仔細通讀了本書的手稿，并給與了一系列有益的評論，再次感謝。
　　最后我還要特別感謝我的妻子基里安（Gillian）和兒子托馬斯（Thomas）、奧利佛（Oliver），感謝他們一貫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