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趙景深（1902—1985）生前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上海分會主席、中國古代戲曲研究學會會長、上海文學藝術聯(lián)合會委員和上海市政協(xié)委員。他不愧是國內外著名的學者，勤勤懇懇地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六十年，撰寫了有關戲曲、小說、兒童文學與民間文學研究等方面幾百萬字的著作逾百四十卷予以出版，在創(chuàng)作與翻譯等方面也取得了豐碩成果，對社會確實產(chǎn)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
　　父親過去是不記日記的。在他的遺著《我與文壇》二百三十三頁倒數(shù)第四行寫道：“我寫日記還是‘文革’以后開始的。”因為那時紅衛(wèi)兵小將“勒令”他每日交出思想?yún)R報，才有了記日記的習慣。
　　我手頭存留了先父兩年間的日記，那是從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全部。同其他名人日記一樣，也給了我珍貴的啟示。
　　先父日記在形式上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色：用的是三十六開、每本一百頁的工作手冊，每頁分上下兩欄，每欄記下當天的日記，總在二百字左右。但每天有重點，擇要而記，字數(shù)控制得恰到好處，卻自謙為“削足適履”。這說明他做事拘謹而認真，從不馬虎。因此，翻開他的每一本日記，首先給人的就是整齊、美觀的感覺。字跡的涓細，猶其余事。
　　在內容上，先父的日記十分豐富多彩，不僅僅是每天工作的記錄，讀來并不枯燥，雖然不屬文學作品，但作為文學史料來看，頗有研究價值。日記終究不乏心聲的流露，從中可以看出人的作為，故而從先父的日記中當能看出他的崇高人格。
　　從日記中可以看出：先父從來不為自己考慮；他一向只考慮別人，包括他的學生和文友。即使在病中，他也會“強支持著身體”寫回信給向他求教的門生，并為他們尋找參考書籍。他藏書豐富，有三萬冊之多，但從不吝于借出。在外地的，還為之掛號郵寄。有不少素不相識的求教者初次登門，他亦來者不拒，盡己所能為之解答，直到對方滿意地離去。日記中常常提及自己閱讀的書名或文章篇名，說明先父勤奮好學，年逾古稀，求知尚且不懈，豈不令我們這些懶于閱讀的青年一輩愧煞！的確，先父自幼就愛讀書，即使再忙，也會見縫插針地找文字來讀。因此他積累知識非常迅速，又能跟上形勢（例如一九七六年的研究魯迅熱），用到時便可應付裕如。
　　當然，他很愛書。日記中幾處提到要我修補破損的圖書。經(jīng)先父指導，我得以練出一般不易學到的“門檻”，把書修補得幾乎同新的一樣。有時換過封面要在書脊上寫字，還讓我練習了毛筆書法。先父又指導我如何編排書目，原來其中也有學問；我已為他編了九本藏書目錄了。三萬冊書分藏于五個房間的十多個書架里，他竟能記得什么書藏在哪一書架的哪一層！這在日記中有所反映，原來他空閑時常常翻查這九本書目。
　　作為名教授，他毫無架子，常為自己所欠缺的知識向他人虛心求教。舉一九七六年七、八月份為例，曾寫信或當面問過下列四人：鄭逸梅、謝國楨、魏紹昌和嚴北溟，并以書籍、資料以及手跡贈送給他們，或邀小酌，作為答謝。先父這種“不恥下問”的精神，值得求知的人們借鑒。
　　從日記中可以知道先父與一些社會名流有過交往。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與魯迅、茅盾、巴金、丁玲、老舍等人就有了接觸，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日記中當然不會再有所反映，但從這兩年的日記中，還可看到不少名人，例如戈寶權、方平、王季深、關德棟、劉大杰、任中敏（即任二北、任半塘）、羅玉君、趙家璧、胡士瑩、胡忌、施蟄存、錢南揚、波多野太郎（日本）、徐扶明、譚正璧，真是不勝枚舉！這樣，日記就有了史料價值。
　　總之，我讀了先父的日記，獲益匪淺。以上談的還只是頭一年日記中的一些，后一年談得較少，因為篇幅關系，就此“剎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