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得幾？（代序）


　　狄更斯（CharlesDickens）是19世紀英國資本主義黑暗面的揭露者，陀斯妥耶夫斯基（FyodorMikhailovichDostoevsky）是發(fā)掘人性的曲折、反常、乖謬乃至瘋狂的俄國人，奧威爾（GeorgeOrwell）則是因其政治寓言《1984》而深得當代讀者歡迎的英國記者。他們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原無什么直接關(guān)聯(lián)，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基于不同目的說到過“二二得幾”的問題。據(jù)狄更斯在《艱難時世》中的描述，“二二得四”是庸俗的，它表達的是資本家的貪婪自私和非人性；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看來，“二二得四“是數(shù)學公式或邏輯理性，“二二得三”或“二二得五”才表達了人的自由感。在他們之后，奧威爾另有一說。
　　在寓言小說《1984年》中，奧威爾虛構(gòu)了一個始終在“老大哥”目光范圍內(nèi)的大洋國，這是一個極端膨脹的權(quán)力已經(jīng)無孔不入地滲透到公私生活各個方面的社會。所有人的所有活動都在電幕的監(jiān)視之下，政治生活是被指令的，經(jīng)濟生活是被配給的，文化生活是被組織的，所有人都被反復告知：他們的一切都事關(guān)國家和政治。任何與眾不同的行為都會受到懷疑，任何與眾不同的物品都會帶來危險。懷疑和警惕是社會的唯一原則，忠誠和奉獻是個人的唯一義務(wù)。生活在這里的人不但其日記，而且連下意識的心理活動也受到嚴密監(jiān)控：感情、回憶、希望、欲求、感覺以及一閃而過的念頭和稍縱即逝的表情，都有人在偵察、在報告、在記錄、在算賬，這些人就在你的身邊：同事、朋友、配偶、兒女、路上的照面者、啤酒館的侍者、雜貨鋪的老板以及一切可能與你發(fā)生一點直接或間接接觸的人。在令人窒息的環(huán)境中，“老大哥”控制深入人心。
　　大洋國的恐怖不但是嚴密而高效的，也是有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的。與歷史上其他的專制制度、獨裁社會、極權(quán)政治相比，這個社會最有創(chuàng)意的是消滅歷史與改造語言。歷史是勝利者寫的，勝利者寫的歷史當然是按照勝利者的希望寫的。但“老大哥”比所有改寫歷史的勝利者更高明，他在消滅歷史。目的之一是表明自己和核心黨永遠正確�！罢胬聿俊钡娜粘９ぷ骶褪歉鶕�(jù)每天變化的形勢和現(xiàn)實需要，不斷銷毀或篡改各種講話、文件和報刊，以期永遠正確。目的之二，是封閉過去、凍結(jié)歷史，把“現(xiàn)在”永恒化。在大洋國，個人的記憶被清理，以往的遺跡被鏟除，所有人都生活在千篇一律、沒有差別的環(huán)境中，不再有任何可供比較和判斷的標準，不再有自由思想的必要資源。主人公溫斯頓想找個人了解一下此前的啤酒是什么味道，也無法做到。歷史之外是語言，大洋國有一個部門在編纂《新話詞典》，主要方式是消滅舊語言、創(chuàng)造新語言。前者是為消滅歷史，后者是為語言設(shè)界：詞意由復雜而簡單，詞匯由多而少。除了“新話”，人們沒有其他語言來思考并傳達自己的思想，語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新話”完善之時就是思想統(tǒng)一之時：從此不再有異端的或錯誤的思想，而正統(tǒng)的或正確的思想就是無思想。一切聽“老大哥”的，永遠跟“老大哥”走。
　　沒有人受得了這個一切都被控制的世界。對“老大哥”來說，最大的、也是最可能的危險在于：這個社會中無數(shù)的監(jiān)視者與被監(jiān)視者，死硬分子與被動脅從者，以及被抓捕者、被處決者，他們都是人�！袄洗蟾纭比绾文鼙ＷC監(jiān)視者和追隨者永遠像鋼鐵一樣意志堅定、立場鮮明，而被監(jiān)視者和被動脅從者又總是心甘情愿、服服帖帖？人當然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但沒有人喜歡被監(jiān)控、被操縱，自由不需要理由。即使在大洋中，也有人心不死，還在憧憬著自由。溫斯頓就在日記中寫下：“自由就是可以說二加二等于四。”你不能否定“二二得四”，你也就不能否定人的自由�！岸�二得四”是事實哲學、科學邏輯，因此它就不是權(quán)力邏輯�！袄洗蟾纭辈皇遣幻靼�，思想監(jiān)控的效果有效而有限，對思想的控制離不開對身體的控制。在大洋國，支持、配合著思想控制的，是國家機器所體現(xiàn)的赤裸裸的暴力。這就是“友愛部”的工作：這里有電擊、饑餓、毒打、鼠噬等各種折磨身體的酷刑，可以輕而易舉地消滅一個人，就像他從沒來過這個世界上一樣。在沒有自由的環(huán)境中，還想自由、還參加了反對派活動的溫斯頓被捕了。審訊者奧布萊恩一邊握著可以控制溫斯頓痛苦程度的轉(zhuǎn)盤，一邊和溫斯頓進行著這樣的對話：“你還記得你在日記上寫過的話嗎？”他接著說，“‘自由就是可以說二加二等于四’？”“記得�！眾W布賴恩舉起左手，伸出四個手指，大拇指屈起來，不讓溫斯頓看見�！拔邑Q起來的手指有多少？”“四個�！薄叭绻�黨說不是四個，是五個——那你說有多少？”“四個�！痹捨凑f完，溫斯頓已痛得喘著氣�？刂票P的指針指著五十五。他渾身冒著冷汗，吸進肺里的空氣化作痛苦的呻吟聲吐出來。他咬著牙，但一點也減不了身上的痛楚。奧布賴恩目不轉(zhuǎn)睛地望著他，還是豎著四個手指。他按了按把手，溫斯頓的痛苦稍微減輕了點�！岸嗌賯�？”“四個�！敝羔樚�到六十�！岸嗌賯�？”“四個！四個！你要我怎么說？四個！”指針一定又跳高了，但這次他沒有看。他看到的只是奧布賴恩嚴肅的面孔和他豎起的四個手指，手指像擎天的巨柱一樣挺立在他眼前，有時朦朧且搖擺不定，但數(shù)目錯不了的：四個�！皽厮诡D，多少個手指？”“四個！別再用那東西折磨我了！四個！四個！”“溫斯頓，多少個？”“五個！五個！五個！”“那沒用，溫斯頓，你在撒謊，你還是相信看到四個。好，再來一次，多少個手指？”“四個！五個！四個！你要我說多少就多少吧，只要不讓我受苦就是。”①
　　這個場景就是中國成語“指鹿為馬”的現(xiàn)代版。權(quán)力就是影響、操縱和控制的力量，它的最高要求，是無條件的服從，是不計利害、不計生死地為之赴湯蹈火。在通常情況下，權(quán)力的運行是柔性的，并受到文明生活中其他力量的稀釋、分散和平衡。但“老大哥”的權(quán)力是剛性的、絕對的、沒有任何含糊的，為了彰顯它的權(quán)威性、至上性，它可能甚至必須不承認事實、不承認科學。強權(quán)即真理，權(quán)力之外無真理。這就是大洋國核心黨的三句口號“戰(zhàn)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的真實含義�！岸�二得四”，那是人所皆知的數(shù)學公式，核心黨沒有必要把它當回事，它只承認“二二得五”，你不信，那就得死。所以當溫斯頓也不顧事實和數(shù)學，跟著奧布賴恩說四不是四，而是“五”或奧布賴恩所說的任何一個數(shù)字時，權(quán)力的效用和后果才真正凸顯，溫斯頓也才真正明白什么叫權(quán)力。既然二加二不等于四，那么自由也不是人性的自然或當然。在暴政、酷刑和死亡面前，自由和二二得四一樣，都不是不可更改的、自明的事實和道理。溫斯頓的選項只有一個：或者二二得五，或者去死�；钪�比自由重要，他選擇了活著。這是人類無法避免的脆弱，因為我們有一副臭皮囊。雖然古今中外，即使在追求自由可能喪失生命的制度下，也有人如裴多菲所說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钡�真正可行的不是期待每個人都去做烈士，而是要約束驕橫恣意、無所不在的權(quán)力，改造以暴政和役使為社會生活的組織原則、以支配與服從為判斷標準的文化。權(quán)力絕非真理，服從絕非自由。繁榮我們的文化生活，需要自由的激情，需要像尊重二二得四那樣尊重人的自由，需要陳寅恪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從奧威爾這里，我們明白，人文精神如果不是對抗暴政，至少也是不以權(quán)力之所是為是、不以權(quán)力之所非而非的。
　　近年來，有關(guān)文化的各種論說在我們的生活中膨脹開來，但千言萬語，似乎也還沒有給出多少新的認知和體驗。有關(guān)“二二得幾”的多種議論當然也提不出什么具體意見，但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奧威爾的辨析至少提醒我們文化不是什么：它不是功利、不是公式、不是權(quán)力。反論可以轉(zhuǎn)成正論：文化建設(shè)需要超越功利的理想、突破公式的自由和反抗權(quán)力的勇氣。
　　這就是本文集追求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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