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研究史脞論》：

　　另一個爭論的問題是羅爾綱考證《水滸傳》的原因與經(jīng)過。張國光在1991年發(fā)表的《<原本水滸傳>實系以偽亂真之作》一文中說“羅氏實際用來研究《水滸傳》的時間，不到6個月”，后來又在《“兩種（水滸）說”與“兩截（水滸）說”究竟誰是誰非？》一文中說，羅爾綱是在1980年讀過他所著的《金圣嘆與七十回本（水滸）問題》一書后，才對《水滸》發(fā)生興趣、開始研究的。李萬壽、羅文起、史式的辯駁文章則皆指張氏所違背事實。李萬壽《讀（兩種“水滸”說與兩截“水滸”說）》、史式《評<“兩種<水滸>說”與“兩截<水滸>說”究竟誰是誰非？>》、羅文起《評張國光“兩種（水滸）說”與“兩截（水滸）說”》都回顧了羅爾綱從事《水滸傳》研究的歷程，大意如下：20年代末羅爾綱就讀中國公學中國文學系時，就對《水滸》研究產(chǎn)生了興趣。1929年他對其師胡適、鄭振鐸等人否定《水滸傳》有七十回本之說表示懷疑。鄭振鐸根據(jù)已發(fā)現(xiàn)的《水滸傳》版本沒有一種是七十回的，就認定金圣嘆腰斬百回《忠義水滸傳》，強造了一部七十回本的《水滸傳》。而羅爾綱認為，沒有發(fā)現(xiàn)《水滸傳》七十回本有三種可能（如前所述，此處從略）。1934年羅氏在《大公報》發(fā)表萬余字的論文《水滸傳與天地會》，表達了他對《水滸傳》傾向性的看法。該文隨即被左翼刊物《太白》轉(zhuǎn)載，解放后被收入一些《水滸傳》研究資料匯編中。30年代中期，羅爾綱認為賽珍珠把七十回本《水滸傳》書名翻譯為“皆兄弟也”不對，但卻受到“顧名思義”這句老話的啟示，認為探索《水滸傳》的宗旨可以從書名人手。1944年他從《詩經(jīng)·大雅·綿》中讀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又查對了有關(guān)資料，初步認定作者取“水滸”作書名是為了表明梁山泊與宋朝皇帝對立、建立新政權(quán)的主題思想。全書七十回，百回本《忠義水滸傳》的后二十九回是明朝宣德、正統(tǒng)以后的人所加的。以后相當長時間內(nèi)，由于羅爾綱忙于其他業(yè)務，無法寫作長篇考證文章。1975年全國評《水滸》、批宋江時，羅氏曾不以為然，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撰文反駁（羅氏于1964年曾因李秀成問題受到批判）。據(jù)羅文起所見，羅爾綱于1975年曾收集很多批判《水滸傳》的剪報，并查到了他于1977年擬訂的寫作紀要，1978年、1979年他又擬訂了更加詳細的提綱，此時他的文章的主導思想、基本結(jié)論已經(jīng)見諸文字，當《文史》雜志編輯來組稿時，他才得以把自己過去探索《水滸傳》的經(jīng)過和撰寫《水滸傳》原本是七十回還是百回，是反抗封建統(tǒng)治到底、宣傳農(nóng)民起義的名著，還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奴才傳這個專題提了出來，得到編輯部的支持和鼓勵，于1981年3月寫成《水滸真義考》一文，發(fā)表于《文史》1982年第15輯。80年代至90年代初，他先后撰寫《水滸傳》考證的文章7篇，編成《水滸傳原本和著者研究》一書，于1992年6月在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他所考訂的《水滸傳原本》于1989年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史式的文章回憶道，1942年他曾在桂林訪問過羅爾綱先生，了解到羅先生從事太平天國史和《水滸傳》研究的一些情況，指出羅氏于1934年就發(fā)表《水滸傳與天地會》，受到海內(nèi)外學界重視，從此他既是太平天國史專家，也是《水滸傳》研究專家，在當時的桂林很多人知道這一情況，而且至今還有證人在世。

　　張國光在《“兩種<水滸>說”與“兩截<水滸>說”，究竟誰是誰非》中指責羅爾綱：“論文也好，專書也好，不僅邏輯混亂，引據(jù)不實，而且顛倒是非，常常襲用他人的觀點、論據(jù)而不注出處。有高尚的史德、史識和史才者竟如是乎！”并進而責問：“中國史學會袞袞諸公對于此類的學風問題能視而不見么？”史式的反駁文章則稱張文為“大批判書”，是對羅爾綱先生以及整個史學界的漫罵。并指出張國光沒有任何資格指責羅爾綱先生的“史德、史識與史才”，因為張國光不僅沒有舉出任何證據(jù)，他本人的文章就在史學知識方面鬧了不少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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