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第11輯）：職業(yè)歷史學家與大眾歷史學家》：
　　莫妮卡·巴爾（Monika Baar，1972—）在其討論中東歐歷史編纂學的精彩論文中，便強調指出，這種多面手正是該地區(qū)19世紀民族歷史學家們的關鍵特征。當然，這一點不僅僅是中東歐的特性。人們只要想一想德國的海因里�！ゑT·特賴奇克（ 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挪威的彼得·安德里亞斯·蒙克（Peter Andreas Munch，1810—1863）或芬蘭的約里奧·科斯基勒恩（ YrjoKoskinen，1830—1903），便會明白，在歐洲的許多地區(qū)，職業(yè)歷史學家協(xié)會與流行性的民族主義運動實際上是如何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特別在不列顛島上，從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和威廉·愛德華·哈特波爾·勒基（ WilliamEdward Hartpole Lecky， 1838—1903）到約翰·羅伯特·希利（John Robert Seeley，1834—1895），一直到20世紀的屈威廉（G.M.Trevelyan，1876—1962），這些歷史學家都拒絕把自己局限于一個狹小的職業(yè)市場。相反，他們寧愿投身于一個為大眾而撰寫的、市場化的歷史學中。直到最近，正如諾曼·戴維斯（ NormanDavies，1939—）在其爆炸性作品《群島》（ The IsLes）中所言，許多英國歷史學家們都在他們的前言中想讓自己的作品進入到最廣大的讀者群中，并且表示這些作品是為人民寫的，而不僅僅獻給他們的同行與學生們。不過，當約翰·巴格內爾·柏雷（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在其1903年就任劍橋大學欽定歷史教授，以“歷史的科學’’（The Science of History）為名發(fā)表著名的就職演說時，他便引人注目地提出了歷史學是一門科學，它需要由職業(yè)人士來實踐的這種觀念。該觀念后來變成英國歷史思想的主流�？茖W的歷史學已經描述過自己的領地，它是針對大眾史學而來的自我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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