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第十三輯：藝術史與歷史學》：
　　這些只是佛羅倫薩文藝復興早期少數論及美術的文獻的一部分，也因此成了文藝復興初期美術史的寶貴證據。盡管在美術文獻方面罕見，在文藝復興文學方面卻是常見。它們屬于一種體裁或類別，可見于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一些典型文本巾。同類的其他書籍可見于布魯尼（Bruni）、薩魯塔蒂（Salutati）和馬內蒂（Manetti）這些作家的著述，所有文藝復興學者對于這些書籍都非常熟悉。它們論及廣泛的道德和哲學問題，但就論述視覺藝術而言，則僅限于佛羅倫薩一城。學者們有理由詢問為何其時如此專注于佛羅倫薩。其中之一即是漢斯·巴倫（Hans Baron），而他的回答也成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有關這一問題討論的中心部分。
　　巴倫將關注1400年前后的佛羅倫薩與佛羅倫薩爭取獨立的一場戰(zhàn)爭聯系起來。戰(zhàn)爭以1390年米蘭宣戰(zhàn)開始，至1454年方才結束，當時米蘭承認了佛羅倫薩共和國的獨立地位。巴倫提出，這些事件解釋了佛羅倫薩當時的政治方針，特別是強調了自由和市民參與的共和理想；它們引起了獨具特色的人文主義，其根植于“一種參與政治、積極生活的新哲學”，并致力于歌頌佛羅倫薩共和政體的自由。
　　巴倫的觀點導致弗雷德里克·哈特（Frederick Hartt）強調佛羅倫薩美術中自由的作用，將15世紀初期主要的委托項目如大教堂穹頂與爭取獨立的斗爭聯系起來：“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委托項目的功能如同不斷反抗同化與專政的戰(zhàn)士，它們通過其感受深刻而又易于辨識的象征含義，激勵著民眾支持關系佛羅倫薩生死存亡的斗爭�！辈贿^，也有其他一些學者并不信服巴倫的論點，他們所提出的對應觀點，以及巴倫對其觀點的進一步定義，已廣為人知而無需在此贅述。但該論點本身與相關討論都取決于闡釋的問題，需要考察的是，何以用如許不同的方式看待證據材料成為可能？
　　巴倫的觀點集中于一部著作——萊奧那爾多·布魯尼的《佛羅倫薩頌》（Eidogy of the City of Florence），創(chuàng)作于1403年至1404年間。關于這部著作在寫作上模仿古典原型，正如先前提及的，巴倫也樂于認可，并表明布魯尼受惠于其源頭的程度。那是一部贊美雅典的古希臘修辭學著作，可以看出布魯尼將古代雅典人榮獲的所有美德賦予了佛羅倫薩人。巴倫指出，更為重要的是，布魯尼在其觀點的概念結構上也依賴于古典原型，“其問題的模式與序列都明顯地模仿他所認定的前人”。不過，要是布魯尼仿照某部古典修辭學著作來稱頌佛羅倫薩人無可否認的話，他確實這樣做了。巴倫聲稱，因為那部著作直接談及佛羅倫薩人新近的經歷。巴倫指出，換句話說，雅典人在與波斯人的戰(zhàn)爭中曾經經歷的，佛羅倫薩人新近在與米蘭人的斗爭中再次經受了。巴倫堅認布魯尼所表達的傷感情緒的真實性，說到“布魯尼的佛羅倫薩頌詞的精妙之處，不是取自古代或中世紀前輩。它源于他本人那個時代的經歷和潮流”。
　　反駁者稱，布魯尼回應的不僅是佛羅倫薩城新近的事件，更是古典修辭學的形式和結構。巴倫也已經承認，布魯尼曾運用其中的一個事例作為范本。以此觀之，布魯尼的頌詞不應當被理解成表達了一種新的公民意識，而更應當被理解為專業(yè)修辭學者的標準表述，更類似（而非不同）于諸多前人的著作。
　　而后巴倫及其批評者就古典修辭學對于布魯尼的重要性，更廣義地說在文藝復興初期的重要性方面達成了一致意見。他們的不同之處在于它的使用方式。與巴倫觀點相異者之一的保羅·奧斯卡。克里斯泰勒（Paul Oskar Kristeller），既堅持修辭學在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范圍內的中心位置，又主張它與中世紀過往的聯系。關于這一往昔，克里斯泰勒試圖表明，作為專業(yè)修辭學家的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者是如何追隨著中世紀修辭學者足跡的。他們受到相同的訓練，獲得類似的職位，擔任修辭學教師或是君王、市政府的秘書。他們所喜愛的文學形式及主題都是從中世紀修辭學中習得，如共和制自由的理想。這一點極其重要，需要特別強調：古典文本，特別是西塞羅（Cicero）的那些著作，確立了修辭學與公民生活間的密切聯系，如同后來的佛羅倫薩賦予了修辭學支撐起自由的責任。當然，中世紀與文藝復興修辭學之間有諸多差異，最重要的就是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者更為系統(tǒng)地研究占典范例，他們也因此將中世紀的作文術（arsdictaminis）轉變成了人文學科（studia humanit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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