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啟蒙主義話語始終是在抽象的、本質論意義上來談論“人”和“人類”，《浮出歷史地表》則引入歷史的維度，并指出這歷史是男性統(tǒng)治者壓制女性，由此形成整個社會秩序的結構性因素。因而，所謂“人類”的歷史，就成為男性統(tǒng)治女性的父權制結構的歷史，并且因為壓制女性的事實始終是以“自然”的方式呈現(xiàn)，因此，男性話語和父權制結構也始終是以“人類”的形象出現(xiàn)。使女性寫作“浮出歷史地表”，就不僅僅是完滿人類的兩性，而是對整個父權制結構的顛覆，所有歷史和意識形態(tài)話語都需要重新解釋。正是在這一點上，《浮出歷史地表》為女性寫作的正當性和必要性提供了頗為有力的解釋。當然，《浮出歷史地表》的問題在于，它在闡釋女性被壓抑的歷史，指出女性作為始終被“他人話語”書寫的“空白能指”的符號意味時，簡單地設立了男性／女性這樣一個二元對立項，并將之解釋成為社會的結構性因素的全部。與此同時，它又設立了一種“女性的真相”的本質化想象，認為這種“真相”受到了壓抑，而女性寫作的意義在于呈現(xiàn)這種真相，并因這種真相的浮現(xiàn)而能夠使整個社會結構重組。但問題在于，如果說“男性”（父權制）始終必須參照“女性”才能建構社會秩序，那么在什么時候女性曾經有過�！罢嫦唷保炕蛘哒f，作為父權制社會的結構性因素，“女性”是否能夠或怎樣不被父權文化“污染”，而保持一片盡管是“黑暗、隱秘、暗啞”但畢竟是別一世界的“黑暗大陸”？這片“黑暗大陸”是始終隔絕于父權社會之外，還是與整個父權社會之間產生了復雜交錯的關系？具體到現(xiàn)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建國運動，固然有著被規(guī)范到一種“不可超越的精神性別身份”，但同時女性也是這一建國運動的主動參與者。女性和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關系遠不止是二元對立式關系，而是有著更復雜的關聯(l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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