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清代宮廷收藏蔚為大觀，為前朝各代所不及。特別是康熙、雍正、乾隆諸帝對收藏的酷愛，使本已豐富的清皇室收藏達到歷史之最。除了繼承前代的收藏外，清代宮廷還通過征求、進呈、抄沒、制作等方式積累了為數眾多的珍貴文物，形成了一筆蔚為壯觀的民族文化財富。故宮前輩單士元先生曾經評價清宮收藏：不少文物大都是傳世珍品，而傳世珍品又多是來自商周以后的宮殿、廟堂中，最后到明清兩代，體現了中國文化傳統(tǒng)，因此，它蘊藏的都是歷史。

自乾隆以后，清宮收藏漸告式微，到清朝末年由于國勢日衰， 政治腐敗，外患頻仍，清宮文物珍藏多次遭到劫掠或毀損，許多被搶到異域，不少流失民間。特別是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庚子之變和清遜帝溥儀小朝廷時，有大量清宮文物由于戰(zhàn)爭、偷盜、非法交易等，被掠奪、盜運到海外，對此晚清狀元張謇曾感嘆道：前清內府，昔日所藏縟矣。一散于庚申，再散于庚子，永淪異域，至可唏也。

1914 年古物陳列所成立，1925 年故宮博物院成立，紫禁城的歷史翻開了新的篇章。幾代故宮人始終依據公共博物館的基本準則， 對清宮文物進行系統(tǒng)查點和妥善管理，與此同時，也從未放棄對于清宮散佚文物的尋訪與追索。早在1930 年和1934 年，故宮博物院就根據點查毓慶宮時發(fā)現的《諸位大人借去書籍字畫古玩等糙帳》和點查養(yǎng)心殿時發(fā)現的《賞溥杰單》《收到單》等編輯出版了《故宮已佚古物目錄二種》和《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向社會公開發(fā)行，以便后世索尋。新中國成立后，故宮博物院根據國家關于加強對流散文物的收集和管理工作的總體要求，開展了一系列關于清宮散佚文物的調查研究，并在黨和政府的支持下，先后征集回《五牛圖》《中秋帖》《伯遠帖》《十詠圖》等一批清宮散佚文物。

2008 年，由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段勇同志牽頭，啟動了清宮散佚文物調查項目。項目組通過實地走訪、查閱文獻及出版物、查詢互聯(lián)網信息、采訪相關專家及當事人等方式，收集了英、法、德、意、美、日等國70 余座博物館公開著錄的收藏清宮文物的信息， 以及佳士得、蘇富比等幾家大型國際文物拍賣機構公開拍賣清宮文物的信息，歷時數年編制完成了《清宮散佚文物調查報告》。受立項目標和體例限制，報告以數據庋集為主，文字較為簡略。

為了使社會各界更加深入地了解清宮散佚文物的流失情況和現狀，推動國內外學術界開展對于清宮散佚文物的深入研究，段勇、李晨兩位同志在原有調查報告的基礎上，進一步充實了相關資料， 增加了大量信息，并對所涉及的有關歷史、文物、法學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與論述，最終編著成了《國寶星散復尋蹤：清宮散佚文物調查研究》一書。作為一部系統(tǒng)研究清宮散佚文物的學術性著作，該書對清宮文物的散佚經過、清宮散佚文物在國內外的分布，對清宮散佚文物的研究與征集、清宮散佚文物的法律地位和追索路徑等一系列關鍵問題進行了深入解讀，并收錄了研究過程中收集的清宮散佚文物信息近萬條，是迄今為止搜集清宮散佚文物數據量最大的一部著作，有著很高的學術價值，對于當代故宮學研究亦具現實意義。

近半個世紀以來，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織的促進與推動下，國際社會通過不懈努力，制定了《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即《1970 年公約》） 等一系列旨在打擊文物犯罪、促使非法流失文物返還的國際公約。這些公約一方面扭轉了對文物販運與流失文物返還無所依循的局面，保護文物免受盜竊、盜掘和走私之害，另一方面也為流失文物返還其原屬國重新燃起了希望。相信該書的出版，能夠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對于清宮散佚文物有關問題的關注與重視，衷心希望有朝一日，非法流失海外的清宮文物能夠通過不同方式，陸續(xù)回到紫禁城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