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1987年，我在華中師范大學攻讀明清史研究生，張舜徽師給我們上文獻課，一再援引龔自珍之論，建議我們讀《四庫全書總目》一過，以知中國古代學術之門徑。我66屆初中畢業(yè)，文獻基礎極為薄弱，因此，對舜徽師的指導，聽之入耳，記之于心，誰知就此一讀，開啟了我學術生涯的一扇大門。

我最初讀《四庫全書總目》，是把它作為學術的工具書來讀，欲以此為門徑，了解古籍，為學術研究打下基礎。但是，在讀《四庫全書總目》的過程中，比起版本與作者的考訂來說，更吸引我的是提要對作者與書籍的評價以及對史事的評說。我下意識覺察到與其把《四庫全書總目》作為一部引導學人初知學術門徑的目錄書、工具書，毋寧把它視為一部滲透了價值觀念的學術史著作，一部能體現(xiàn)當時文化精英與統(tǒng)治集團觀念的文化史著作。沿著這樣一個思考方向，我先以《四庫全書總目的史學思想》作為學位論文，繼之，撰寫了《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蒙廣西人民出版社周偉勵君不棄，予以支持出版。2001年10月，中國青年出版社予以再版。

以今天的眼光審視，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無論資料運用，還是理論分析，都十分粗糙。但是，由于這本著作采用了一種新的眼光、新的視角來研究《四庫全書總目》，因此引起了海峽兩岸學者的關注。1992年我到香港大學開會，很驚訝地看到，好幾位學者的書架上都陳放有這本書；1998年，臺灣淡江大學籌備召開海峽兩岸首屆四庫學討論會。據(jù)說，臺灣研究四庫學的著名學者吳哲夫先生專門交代，一定要找到《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的作者，把他請來開會。當時海峽兩岸暨香港的學術交流渠道不暢，《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在臺、港兩地的傳播，一是靠中介書商加價售賣，二是私人輾轉復制。我手頭就有一本淡江大學周彥文教授贈送給我的當年的復印本，開本很大。遺憾的是，封面上作者的姓名打印成了周職明。

正是因為與《四庫全書總目》有這樣一段緣分，當國家圖書館研究院高柯立君來信邀請我寫《〈四庫全書總目〉史話》時，不由欣然接受。由于書稿約定完成時間，我正在從事其他課題，因此，特請我的碩士生朱仁天君協(xié)助。仁天君學習踏實勤奮，碩士論文《從書信解讀夏曾佑及其人際交往》，寫得細膩厚實，被評為2015年湖北省優(yōu)秀碩士學位論文。一年多來，盡管有求職謀生的極多干擾，寫作環(huán)境也較為艱苦，但仁天君還是根據(jù)大綱，勉力完成了初稿。初稿大致成型后，我對書稿進行了增刪修正，部分章節(jié)親自執(zhí)筆，有需要補充完善的地方又返回仁天君修改，如此這般，數(shù)番往復，終于完成定稿。國家圖書館審稿通過后，我和仁天君又共同對書稿進行了最后的修改和完善。書稿完成過程中，雷平副教授與馬建強博士在文獻與版本資料上提供了諸多有力幫助。多年來，他們在我身邊工作學習，由學生而同事，是不可多得的讀書種子，讀書、研究、思考已經溶入了他們的生命。我欣喜于他們的發(fā)展，并對他們學術的未來寄予厚望。書稿完成后，碩士生鄒俊濤受委托對全書的史料進行了逐條核對，對史料的出處予以規(guī)范化處理。碩士生黃予協(xié)助書稿中的插圖拍照，十分勉力與細致。清華大學科學技術史暨古文獻研究所劉薔研究員慷慨賜給她親自拍攝的文津閣、文瀾閣的照片，衷心感謝。我和劉薔研究員相識于18年前同赴臺北參加兩岸四庫學研討會。當時的劉薔正值風信年華，盈盈素雅。今天的劉薔，則已經成為成熟的學者，著名于版本目錄學界與四庫學研究領域，由此可見劉薔的聰慧與努力，亦呈現(xiàn)出學術界新陳代謝的軌跡。雖然，限于體例，書中最終未采用插圖，但在序言中我仍然要表達對劉薔老師的衷心謝意。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趙嫄女士擔任本書編輯，備極細致耐心，謹此致以由衷謝意。

本書敘《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經過、運行機制、從分纂官到乾隆帝的角色功能，以及《四庫全書總目》版本的流傳、研究狀態(tài)，正包括了它的前世今生，故以此為題。謹記。

周積明2015年11月于濱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