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璀璨輝煌，是人類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盤古開天辟地、女媧摶土造人時代的中國文明還處于神話傳說階段，那么隨著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的發(fā)展，大禹治水和夏文化已經(jīng)逐步走入實證階段。
　　中華文明在龍山文化時期呈現(xiàn)出邦國林立、城邑眾多、豐富多彩的特征，其傳播范圍覆蓋了后來華夏民族生活區(qū)域的大部分地區(qū)，但彼此又保持各自的特色與相對的獨立性，這與上古史研究視野中的部落聯(lián)盟十分吻合。但是到了被廣泛認定為夏文化時期的二里頭文化中期，呈現(xiàn)出了繁榮且風格趨向統(tǒng)一的特征，昭示著一個強大而統(tǒng)一的古代王朝曾經(jīng)在這里繁衍生息。這與史書明確記載的夏代是十分吻合的。而大禹作為中華民族后來成為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奠基人，其功績、品德和歷史地位一直受到后世的景仰、頌揚和學習，由此形成了關于大禹事跡的歷史文獻記載、評價和傳說，這就是大禹研究的歷史依據(jù)和現(xiàn)實可能性。
　　一、大禹研究的歷史必然性
　　縱觀大禹研究的歷史進程，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對大禹的事跡與功德都是口耳相傳的。
　　春秋時期，因為《尚書》《詩經(jīng)》《左傳》和《國語》。等經(jīng)典對大禹事跡的追述，改變了以往關于大禹的事跡只有口述的形態(tài)，形成了中國大禹研究最早的文獻材料，為后世對大禹的研究與評述建立了文獻基礎。從口述到歷史記述，顯然是一個里程碑式的質變。從此，有關大禹的事功與歷史就有史可查，顯然這是中國大禹研究萌芽的標志。從此，大禹就成為中國文明研究的重要對象和特定視域。
　　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是一種學術與思想的常態(tài)。諸子百家為了樹立和宣揚自己的學說，各自對上古時期的三皇五帝做了系統(tǒng)的闡釋，而大禹為上古三圣之一和夏代的開國之君則是論述的重點。儒、墨、道、法等諸子著作則在繪制大禹歷史面貌的同時，更按自己學說的基本立場和觀點，對大禹的事功進行價值層面的判斷和評估。①儒家贊美其天下為公的王道精神，孔子云：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恤。禹，吾無間然矣。（《論語·泰伯》）法家贊揚其勤政：禹之王天下也，身執(zhí)耒雷以為民先，股無膠，脛不生毛。（《韓非子·五蠹》）墨家則贊揚其儉樸：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通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既葬，收余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墨子·節(jié)葬下》）而道家則對大禹的不能無為而治提出了一些非議。他們對大禹的史跡和功德展開的論述，顯示了諸子百家各自不同的學術視角，是中國大禹研究學術化的真正開始。
　　到了漢代，通過正史的撰寫實現(xiàn)了對大禹歷史記述的總結和完善。漢代立國以后。為構建大一統(tǒng)的民族國家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在史學上，站在華夏民族整體對五帝和夏商周三代歷史進行了系統(tǒng)的梳理和重構，盡力展現(xiàn)了不同族群共同的血脈淵源和聯(lián)系。大禹作為上承五帝，下開夏紀年的關鍵人物，歷史學家此時以大量的篇幅給予了描述。司馬遷在《夏本紀》中依舊首先追溯了大禹與黃帝、帝顓頊等先王之間的關系，然后根據(jù)《大禹謨》和《禹貢》的主要內容，記述了大禹的主要史跡。尤其是通過對《禹貢》的重新整理，記述了大禹治水以后，將上古時期洪水橫流，不辨區(qū)域的全國劃分為九州的治理情形，從而在正史上形成了漢民族作為一個整體必須擁有的有關國家治理的集體記憶。在其后的諸世家的敘述中，多次追溯他們與大禹之間的淵源關系。例如《陳杞世家》云：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越王勾踐世家》云：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后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缎倥�列傳》日：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維。其他諸如《六國年表》《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等也多有提及。漢書在《武帝紀》《地理志》《古今人表》《律歷制》《郊祀志》等許多篇目中都有對大禹的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