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書由《八十憶雙親》和《師友雜憶》兩部分組成,前一部分可見錢穆先生幼年所受之教育,后一部分廣泛記錄了錢穆先生一生之師友交誼。
2.書中描述了錢穆先生遇到的很多趣事,不同凡響。
3.書中記述了《國史大綱》《古史地理論叢》等著作之成書經(jīng)過,讀者可略知錢穆先生所著書背景。
八十憶雙親 前言
余乃一孤兒,年十二,先父辭世,余尚童無知。越三十五年,先母又棄養(yǎng),余時年四十七,只身在成都,未能回籍親視殮葬。國難方殷,亦未訃告交游,缺吊祭禮,僅閉門嗓泣深夜嚎啕而止。年七十一,值雙親百齡冥壽,余是年已辭新亞校務,患目疾,住院施手術。不久,即赴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任教,時思撰文,略述梗概,竟未果。今歲余年八十,明年,又值雙親一百十齡之冥壽。因乘余之誕辰,覓機赴梨山,沿橫貫公路,自花蓮返臺北,途中滯留八日,住宿四處,草寫此文。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啬钋皦m,感愴萬端。自念我之生命,身體發(fā)膚皆傳自父母,而今忽已耄老,精神衰退,志業(yè)無成。愧對當年雙親顧復教誨之恩,亦何以贖不肖之罪于萬一。往事種種,迄今猶留腦際。拉雜書之,庶我兄弟四人之子孫,淪陷大陸者,他年當能讀及,亦使稍知祖德之一二。亦以告并世之知余其人而不知余之生平來歷者。
師友雜憶 序
余八十初度,撰《憶雙親》一文。讀者多勸余繼述生平經(jīng)歷,以饗并世。余念自幼志學,老而無成,妄有自述,豈不靦顏。惟生平師友,自幼迄老,獎勸誘掖,使余猶幸能不虛度此生。此輩師友往事,常存心中,不能忘。今既相繼溘世,余茍不加追述,恐其姓名都歸澌滅,而余生命之重要部分,亦隨以淪失不彰,良可惜也。惟余所欲追憶者乃遠從七十年前開始。逃避赤禍來港臺,亦已有三十年之久。古人以三十年為一世,以今思昔,皆已恍如隔世。而況憂患迭經(jīng),體況日衰,記憶銳退,一人名,一地名,平常自謂常在心中,但一臨下筆,即渺不可尋。有時忽現(xiàn)腦際,未即寫下,隨又忘之,苦搜冥索,終不復來。而又無人可問。如寫第一篇果育學校事,當前相識已無一人同歷其事者。第二篇寫常州府中學堂事,在臺有一人,在港復有一人,年皆長于余,皆垂垂九十矣。余所思,未必即彼所知。此皆前清時代
之事。下逮民初,亦復如是。故凡余所述,皆屬一鱗片爪,而已費九
牛二虎之力。但既到老不忘,則可確證其為余生命中之重要部分,務
求敘述真實,亦屬余對生命之自惜?v屬一鱗片爪,在余則彌自珍重。
而余之生命,在此時代,亦屬可有可無。增余一人不為多,減余一人
不為少。惟此七十年來,世風時態(tài),驟轉(zhuǎn)亟變。余所追憶亦可使前世風范猶有存留。讀此雜憶者,茍以研尋中國現(xiàn)代社會史之目光視之,亦未嘗不足添一客觀之旁證。有心世道之君子,其或有所考鏡。是則凡余之所雜憶,固不僅有關余一人之事而已。又余雙目已不能見字,信筆所至,寫成一字即不自睹,工拙更不可計。亦有心中極明白極清楚之事,不敢放筆。若以白話文寫出,則更恐浪費紙張,浪費讀者之光陰。故下筆力求其簡,庶亦可告罪于萬一耳。知我罪我,是在讀者。
一九七八年春錢穆自識于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四。此序先成,全稿起筆于一九七七年冬,于一九八二年之雙十節(jié)停筆,前后歷五年。
錢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賓四,
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學、中學教員。1930年,他由顧頡剛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學執(zhí)教,從此躋身學術界。歷任燕京、北京、清華、四川、齊魯、西南聯(lián)大等大學教授,也曾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9年遷居香港,與唐君毅、張丕介等創(chuàng)建新亞書院,任院長。1967年10月,錢穆先生移居臺北。1990年8月在臺北逝世。
錢穆先生博通經(jīng)史文學,擅長考據(jù),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畢生著書七十余種,另有大量學術論文,共約一千八百萬字。他在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的通論方面,多有創(chuàng)獲,尤其在先秦學術史、秦漢史、兩漢經(jīng)學、宋明理學、清代與近世思想史等領域,造詣甚深。錢穆先生在現(xiàn)代中國學術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