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百姓在爭吵時，常常有一句口頭禪：“你怎么不講道理？”

　　確實，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學著“講道理”是件又陌生又困難的事。其實即使責怪他人不講道理的人，自己也不會講道理。很多這樣的人不但不講理，而且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不講道理。所以，凡遇到爭議，要提出自己主張的時候，我們的習慣是放大自己的聲音，先在“氣勢”上壓過別人再說，至于自己的主張有沒有依據(jù)，合不合乎邏輯，是無所謂的。

　　在中國，什么樣的文章被認為是好文章呢？比如《古文觀止》是公認的好文章的積集。其中有一篇被贊美為“立論嚴正，理直氣壯”的文章。那篇文章叫《討武曌檄》，是大唐才子駱賓王起草的。這篇文章的主旨是號召人們討伐武則天，要人們同他一起推翻武則天的統(tǒng)治，這樣嚴重的大事，自然要講道理讓人信服。那么他是怎樣寫的呢？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jié)，穢亂春官”。

　　首先以武則天低賤的出身“切入”，再以她的私生活“展開”。什么做過唐太宗的下等妾婢啦，和太子有過不正當關(guān)系啦。整篇文章針對武則天的批判部分，有近三分之一都是這些東西。且不問，這些個人的私事有沒有根據(jù)。至于武則天作為一個統(tǒng)治者，在治國理政上的所作所為、是非得失，更是只字不提。這么一長串看起來很有氣勢的話。說白了，和街頭吵架的時候開口就是“你是個賤貨”別無二致。

　　當然，這本來就是在即將開戰(zhàn)的背景下，為討伐敵人而寫的一篇檄文。追求在氣勢上壓過對方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最應(yīng)該強調(diào)客觀事實，秉筆直書的史書，總應(yīng)該樣講道理講邏輯了吧。且看有的書是怎么書寫的。

　　請看被魯迅譽為“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的《史記》吧。以《屈原列傳》為例，全篇不過一千多字。這么短的篇幅，又要介紹秦楚相爭的背景，又要講述屈原一生的事跡遭遇，關(guān)于事實的信息量已經(jīng)不能再簡單。然而其中卻還大量摻雜了“太史公”司馬遷的評價性文字。例如：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o“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像這樣大量的排比，比喻，充滿了個人主觀感情的句子，和那些客觀發(fā)生的事實混在一起。說得好聽點，叫“夾敘夾議”。結(jié)果則是讀者根本分不清哪些是真實發(fā)生過的事實，哪些是司馬遷個人的觀點。看完這一大堆歌頌忠誠和罵奸佞的文章之后，如果你想知道屈原和上官大夫的政治理念到底有什么分歧？究竟誰是誰非？對不起，還是一筆糊涂賬，根本沒有道理可講！

　　在我們民族的不少人中有著“不講理”的思維惡習。直到近現(xiàn)代，我們還是很難逃出這樣的思維圈子。許多人們耳熟能詳，以至于被選入語文課本的“權(quán)威”和“經(jīng)典”文章，也照樣到處充斥著邏輯硬傷。

　　一種是自創(chuàng)新詞，嚇唬讀者。比如一向曾經(jīng)被我們的教材奉為所謂的“議論文”圭臬的《拿來主義》，一開始就批評劉海粟、梅蘭芳到外國去展覽表演，做文化交流的行為。稱這是“送去主義”，至于為什么國際交流就是送去主義，送去主義好不好該不該有沒有錯，送去主義到底是什么，內(nèi)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一點不說明不論證。而且緊接著馬上說：如果一味“送去”，好比煤礦挖完了，我們的子孫將來只好給人磕頭，討要點殘羹冷炙。本來文化的輸出和煤礦這樣的實體資源的流失不是一回事，怎么一下子物質(zhì)掠奪與文化交流成了一個東西？而且，這一切都沒有論證，就是說沒有講道理。

　　然而，我們的教師對此不去質(zhì)疑，反而贊美這樣的文章犀利、深刻。將這些新造的詞分析得天花亂墜！并且編出奇奇怪怪的習題來考學生。造成思維的極其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