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玉河畔首都師范大學哲學學術叢書 現代之后的儒學：馮友蘭新理學及現代新儒學研究》：

　　根據這種“形式化”的哲學方法，馮認為，哲學對“實際”的唯一肯定只能是“實際存在”“某物存在”，整個形上學體系就是從這個最基本的經驗前提中被推延出來。具體地說，新理學的全部觀念或概念，都是從“有某事物”這句話中演繹出來；或者說，新理學的全部概念都涵蘊在“有某事物”這一命題之中。①新理學形上學的推延過程可以大致描述如下：從“殊相”（有某物）到“共相”（有某種事物），而有“事”與“理”，進而有“實際”與“真際”“存在”與“存有”的區(qū)分。從“形式”與“質料”來分析“實際存在”之要素，又有“理”與“氣”的對應。由“存在”之整體“流行”（動），而有“道體”；由一切“存有”之全（靜），而有“大全”。由此，新理學形上學成為一系統(tǒng)的存有（宇宙、自然）論，是對“存有（有）”與“存在（存）”的形式的或一般的釋義。

　　至于新理學形上學的推論過程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純粹演繹的過程，還可以再作討論。在此，我們主要是指出兩點，一、新理學形上學的分析推演必須依據一個綜合性的“假定”（有物存在），否則，新理學形上學命題就成了空而不靈的純形式命題，哲學也就混同于邏輯。二、新理學形上學面臨由“個體”推到“類”的困難。這就決定了新理學的共相仍是一個“假定”，而不是一個分析的結論。

　　馮這種“形式化”的哲學觀及其在新理學的運用，主要是受西方認知理性的傳統(tǒng)特別是維也納學派的影響。馮的哲學觀的一個基本的出發(fā)點就是哲學與科學的某種“質”的區(qū)別。一般說來，強調哲學與科學的區(qū)別可有兩種不同的線索：一是人生問題與科學問題的不同；一是一般對象與特殊對象的不同。沿著第一種線索，會逐漸區(qū)分出善與真、價值取向與客觀知識、價值理性與認知理性、直覺與分析、文化與自然、人文與科學等，而哲學當然屬于前者。沿著后一種線索，哲學最終會成為“一般的”“形式的”分析。馮在建立其形上學時，是把“存與有”（宇宙、自然）當作客觀的認知對象，只是關注“自然”之“真”，而非“人生”之“善”，這樣，馮就只能以“形式之真”與“實際之真”，而不是“真”與“善”來區(qū)分哲學（形上學）與科學。馮這種由形而上學的“形式性”來說明其“真理性”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對維也納學派試圖取消形上學的回應。維也納學派基于科學（知識）命題的綜合特征與實證方法，認為形上學是貌似綜合命題的“偽科學”，形上學命題對世界的種種肯定都是不可證實的，它不可能是關于世界的“知識”而至多只是“概念的詩歌”。馮友蘭同意形上學不是經驗科學意義上的知識體系，卻反對形上學僅一種簡單的直覺或情感。馮認為，形上學仍是一種“真”的“學”，仍是一個嚴謹的理性過程。由此，馮確定了以最少的綜合肯定“有物存在”為起點的“形式底釋義”的形上學方法，形上學與科學的區(qū)別就成了“一般分析”與“具體綜合”的區(qū)別。從這個意義上說，新理學形上學的基本方法，又類似于亞里士多德對形上學只研究“有”本身而不是“有”的一部分的界定。受中國傳統(tǒng)哲學影響的是，馮認為，此形上學的意義不在于提供知識，也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分析活動”，而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馮的哲學觀又是不斷發(fā)展的，對具體哲學問題的探討時常返回到對哲學方法的再反省。通過《新原人》（1943年），在由宇宙論到人生論、由理性覺解到精神境界的過渡中，馮逐漸認識到“負的方法”的重要。馮在《中國哲學簡史》中，對此有所總結，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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