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歐洲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對它加以描述的難度也越來越大。歐盟目前涵蓋的范圍包括從利默里克到尼科西亞的廣闊區(qū)域，它的創(chuàng)立為歐洲大陸提供了一種以復雜性著稱、具有包容性的體制框架——它能夠把歐盟的各個成員國整合起來，并使歐洲大陸與世界其他地區(qū)分割開來。歐盟全新的結構在許多方面給人以極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如今我們時常用“歐洲”一詞來簡單地指代“歐洲聯(lián)盟”，就好似這兩個詞可以相互替換。不過，兩者當然是不同的。其差異與尚未加入歐盟的零星分布于歐洲大陸的那些國家關系不大，而是體現(xiàn)于已經加入歐盟的單一民族國家中，這些國家存在棘手的主權問題和多樣化現(xiàn)象。國家與超國家這兩者之間的緊張狀態(tài)，使得任何想要重建歐洲近代歷史的研究嘗試都會陷入那種分析方面的難以言表的困境。這是因為，無論在歷史上歐盟是如何的史無前例，它無疑是一個政治組織，在其管轄權范圍內或多或少具有統(tǒng)一效力。然而，歐盟成員國無與倫比的高強度政治活動絕大部分仍舊在各國國內開展。歐盟的任務是在同一核心思想原則指導之下，既要保持國家層面的穩(wěn)定，又要保持超越國家層面的穩(wěn)定，不過到目前為止，這一任務讓所有成員國都難以承擔。就此意義上說，成立歐洲聯(lián)盟似乎是一個不可能實現(xiàn)的目標。因此，關于歐盟的著作趨于被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此亦不足為奇：其一是研究歐盟復雜的組織機構的專著；其二是粗略地介紹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歐盟在這段時間里最多也不過是偶爾發(fā)揮作用，若果真如此的話——的歐洲大陸的歷史學或社會學著作；第三種，也是數(shù)量最多的，是各種國別專著。
　　毫無疑問，這一困難在適當?shù)臅r候將會被克服。但是目前，只能采取權宜之計。此處所嘗試的解決方案并非連續(xù)提出的。本書的第一部分是相繼發(fā)表的數(shù)篇論文，著眼于歐盟的過去和現(xiàn)在。其內容包括歐盟創(chuàng)建者的建設構想以及后繼者所作的變更；它是如何演變?yōu)槿缃竦男螒B(tài)的；圍繞這些形態(tài)，產生了何種類型的公眾的自我意識以及何種學術研究模式——而兩者顯然是截然不同的內容。歐洲一體化自始至終被視為一項事業(yè)，其活動基本上以經濟業(yè)務為主，而在各個方面，其經濟目標和事務也始終是政治活動通過其他途徑所追求的目標。盡管歐洲一體化遭到了許多國家的拒絕，但如今此為確鑿的事實，和“舒曼計劃”的時代一樣。
　　本書的第二部分將研究視野轉移到了國家層面。它關注的是歐洲經濟共同體形成時最初簽訂《羅馬條約》的六國中的三個主要國家，即法國、德國和意大利。這三個國家的人口總和占最初的歐洲經濟共同體人口總數(shù)的75％。從歷史上看，它們可以被視為推動一體化進程的核心國。法國和德國從一開始就是歐洲一體化過程中最強有力的兩個推動者和監(jiān)督者，至今仍是如此。而相對而言，在歐洲共同市場建立及發(fā)展早期，意大利的重要性較之比利時及荷蘭都要略遜一籌；但是，在擴大后的歐共體的發(fā)展方向方面，它又適時地發(fā)揮了更為關鍵的作用。法國、德國和意大利不僅是歐陸最大的經濟體以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眾所周知，它們還擁有著最為豐富的文化史和思想史。這三個國家各自的政治結構與其歷史是分不開的，而在考慮這種政治結構的發(fā)展時，我已努力展現(xiàn)過去二十多年里所發(fā)生的事件的文化背景。若不作此努力，那么，想要認清那任何國家國內生活的本質，幾乎沒有任何希望，這些本質必然不會被歐盟官僚政治外衣所掩蓋。近年來，在法國、德國和意大利這三個國家上演了一出出重頭戲，而且三者之中每一個都很獨特，它們與歐盟的發(fā)展是相互分離的。德國通過統(tǒng)一實現(xiàn)了轉變，意大利經歷了一個共和國的瓦解和另一個共和國的快速退化，而法國自從經過戴高樂的重整之后也陷入第一次信任危機。這些變化無法采取統(tǒng)一的處理措施，因此本書各章節(jié)的處理方法也就有所不同。
　　雖然巴黎、柏林和羅馬是歐共體會議室里面最大的巨頭，也是“七國集團”中僅有的歐陸國家，但它們遠遠不能代表或代言冷戰(zhàn)結束后作為整體的西歐。對于遺漏英國這一點，我并不感到遺憾，自撒切爾下臺之后，它的歷史已經變得無足輕重。不過，在本書中，我原本很想介紹西班牙，它的現(xiàn)代化進程雖然平靜，但卻是這一時期的特色。忽略這一地區(qū)那些較小的國家則又是我的另外一大遺憾，因為我從不相信面積較小就意味著不受關注，我也從未忽略愛爾蘭——它是我主要成長之地。如果說區(qū)域空間——在某種程度上還有時間——造成了這些無奈之舉的話，那么，學識自然會成為全面描寫歐盟這個層面之下具體國家的更大的障礙。誰能夠指望足以勝任或者均衡地描繪歐盟全部２７個成員國呢？就東歐來講，這個問題更加棘手，東歐國家的語言的使用范圍沒有那么廣，其國家事務也較少地被記載下來，這些國家更加緊密地連成一片，因而在它們之間作出選擇存在著更強的武斷性。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總體上會忽視這些國家。相反，這些國家放棄共產主義以及正在進行中的加入歐盟等方面的行動，都造就了一大批關于它們的著作。東歐國家加入歐盟無可爭議地被視為歐盟的一大成果。
　　目前，歐盟的擴張已遠遠超越上述范圍，我們最好往東看得更遠一些，將目光投向現(xiàn)在歐盟的最外邊界及其未來在亞洲的擴張地區(qū)。因此，本書的第三部分將關注2004年加入歐盟的塞浦路斯和2002年成為候選國的土耳其。這兩個國家規(guī)模相差很大，卻交織在一起：一個是人口不足百萬人的小國，另一個國家的人口則超過七千萬人，并且很快將超過德國，成為歐盟成員國中人口最多的國家。如果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是目前歐盟擴張議程中最具爆炸性的一項，那么，土耳其的候選國資格則是歐盟未來將面臨的最大的挑戰(zhàn)。在將“前經濟互助委員會”地區(qū)納入歐盟時，也遇到了同樣大的挑戰(zhàn)。但是，公眾對這項挑戰(zhàn)的確切實質所知更少。其原因并不難發(fā)現(xiàn)。整合前共產主義區(qū)域并沒有擾亂西歐的主導理念，事實上，從總體上看，歷史的真相對人民起到了安慰的作用。相比之下，塞浦路斯的命運和土耳其的影響力向歐洲的“良知”提出了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被來自官方和媒體的禮貌性觀點壓制了下去。至于這些問題到底棘手到什么程度，我們將在下面給出答案。從歷史角度而言，新的東方問題對歐盟自身形象的影響類似于舊東方問題對大國協(xié)調上的影響。
　　基于上述分析，我采用了比本書第二部分更長的時間跨度，并且更加嚴密地集中在所涉及的兩種社會的政治史層面。對于西歐三大國近期基本背景的介紹一般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它們是20世紀問世的著述中眾多為人們所熟悉的章節(jié)。但是這并不符合塞浦路斯或者土耳其的情況，我們需要對兩國發(fā)展到如今狀況的歷程進行更多的重構。我們對此無需感到驚訝，亦無需作任何評論；而當我們以較短的時間跨度與更廣的關注范圍相結合去論述法國、德國和意大利時，這才是更值得懷疑的�？紤]到記載的缺乏和視角的局限，所有的當代史都算不上真正的歷史。任何想要近距離記錄現(xiàn)代社會的嘗試，都難免是危險的。法蘭西傳統(tǒng)所譴責的“本質切割”的危險性是顯而易見的，我感覺的確存在著這一危險。這種危險性和更普通的無知或誤判所隱含的簡單化或者謬誤最終將得到他人的修正。盡管這些論文的撰寫時間超過了十年，但是構成連續(xù)性章節(jié)的那些文章完成于十年間各個關鍵性的時刻，并且都帶有其時代烙印。我更想讓這些論文成為時代的見證和對時代的思考，因此在修訂它們的時候較少作改動。每篇論文的開頭都注明寫作時間。
　　書中所討論的那一時期的統(tǒng)一性為本書設定了參數(shù)，它是新自由主義占支配地位帶來的統(tǒng)一性。從歷史上看，這可以用政權制度的兩個重大改變來界定。第一個改變發(fā)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西方，是隨著撒切爾政府和里根政府、金融市場放松國際管制以及工業(yè)私有化和緊隨其后的服務業(yè)私有化的到來而出現(xiàn)的。第二個改變發(fā)生于20世紀90年代，它見證了蘇聯(lián)共產主義的解體、崩潰，接著就是因此而造成的第一次東擴。在這種雙重漩渦下，歐盟模式發(fā)生了變化，各個成員國有了新的發(fā)展方向。這些壓力如何在超國家和國家兩個層面釋放，以及它們促使何種國內外政策的出臺，是書中反復出現(xiàn)的主題之一。目前，新自由主義體系正面臨危機。通常的觀點（甚至包括許多它以往的擁護者）認為，自2008年第四季度開始，全球陷入衰退，新自由主義時代已經結束。如果目前的危機得以緩和或者當這種危機緩和之時，該體系將會在多大程度上被修改，或者將被何種體系取代，仍有待進一步觀察。除了“法國”一章的第二部分的內容，其他部分均寫于美國金融市場崩潰之前。除了提及危機的爆發(fā)外，我并未對這些內容進行修改以論述其已經產生或即將產生的影響，而是在本書結論反思部分，亦即回顧更為宏觀意義上過去與現(xiàn)在的歐洲理念之時，我將對此進行分析。
　　較之歐盟成員國，英國從一開始就出現(xiàn)了更多的疑歐派。當然，我并不同意他們批評歐盟的觀點。1972年，作為�？�，《新左派評論》雜志發(fā)表了由湯姆?奈恩撰寫的長文《左翼反對歐洲聯(lián)合？》，我當時正擔任該雜志的編輯。那時，不僅英國工黨，而且絕大多數(shù)左翼社會黨黨員都反對英國加入“歐共體”（EEC），不久前英國加入“歐共體”的議案剛剛由保守黨政府議會投票通過。奈恩的論文不僅反對這種高度一致的共識，甚至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后的今天，它仍舊是左翼陣營中支持歐洲整合的最有力的唯一論據(jù)———如今，齊聚于鑲嵌有金星藍色旗幟下的官方政黨、社會民主黨、后共產黨（主義）或者綠黨中沒有任何言論可以與之相提并論。21紀初期的歐盟不同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歐洲共同體，但是，我對于其創(chuàng)建者的欽佩之情仍未減退。他們所從事的事業(yè)在歷史上并無先例，自歐共體誕生以來始終持續(xù)散發(fā)著熠熠光輝。
　　歐洲的思想體系圍繞著業(yè)已改變的現(xiàn)實已逐漸成熟，這是另一回事。盡管歐盟越來越難以贏得公民的信任，同時也越來越公開地輕視民意，然而，歐洲精英們及其宣傳者的自滿情緒使現(xiàn)在的歐盟對于世界其他地區(qū)來說可以算作典范。這一趨勢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轉的，無人知曉。為了控制這種趨勢，必須摒棄許多幻想，其中包括大部分現(xiàn)代思想建立于其上的一種信念，亦即：大西洋區(qū)域內歐洲要比美國體現(xiàn)出更高級的價值觀，并且在世界上扮演著更加鼓舞人心的角色。考慮到（從有利于美國的角度）美國與歐洲有多少令人稱羨的相似之處以及（從有損于歐洲的角度）兩者有多少令人厭惡的相似之處，這一信條可被拋棄。對歐洲人而言，后一種批評更有必要。歐洲與美國的差異，以及歐洲的自治權，比他們想象中的要小。沒有什么比歐盟研究領域本身更能生動地闡明美國和歐洲目前的關系，第一部分“聯(lián)盟”的第三篇論文就是用來論述這一點的。
　　總而言之，這一研究領域造就了一種充滿高度專業(yè)化文論的閉塞環(huán)境，不與任何更為廣泛的公共領域相接。在歐洲，這一研究領域導致了包括專業(yè)論文、研究報告和咨詢公司在內的巨大產業(yè)的形成——它主要由布魯塞爾提供經費，即便布魯塞爾沒有控制這一領域的“高地”，那么它也占據(jù)了“高地”下面延伸的“平原”。通過這一產業(yè)，歐洲各國之間交流的密集程度可謂史無前例，而且這些交流和許多其他內容，包括從歷史學和經濟學到法學和社會學等與其相關聯(lián)學科的會議、工作坊、座談會、講座，奠定了能夠跨越國界進行生動討論的智能社區(qū)所需要的基礎。然而在實踐中，仍存在明顯的不足之處；從某種程度上而言，這與學術界的弊端有關：學術面向的只是圈內的專業(yè)領域，而非同時面向外部更為廣闊的文化環(huán)境。然而，在更大程度上，在這一總結方面體現(xiàn)了明顯具有政治性質的領域缺乏可帶來生機的政治分歧的狀況。在此說“單一思想”可能會有失公允：它更像是那種蓋棺定論的“從眾觀念”。媒體幾乎發(fā)揮不了哪怕是一點點平衡作用，較之那些政府職能部門及智庫，專欄和社論堅持的因循守舊式傳統(tǒng)歐洲思想觀念更加明顯。
　　這種一致性從眾的結果之一是，它阻礙了歐洲任何真正的公共領域的形成。而所有人一旦對什么是可期待的事務、什么是不可期望的事務——參見隨后連續(xù)發(fā)生的公投——事先達成共識，那么，對其他國家生活和思想狀況的好奇心便蕩然無存了。在此，如果別處所言所撰的內容的所有基本方面僅僅是重復此處已有的內容，那么讀者為何還要對它感興趣呢？在此意義上，人們很有可能認為，今日歐盟的各回音室不如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那么有歐洲味�，F(xiàn)如今早已沒有多少像索萊爾和克羅齊之間的通信，拉爾博和喬伊斯的合作，艾略特、庫爾提烏斯和曼海姆之間的爭論以及奧爾特加和胡塞爾之間的論爭這類文化氣象，更不用說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時期的各種激烈的論戰(zhàn)了。那時，知識分子們組成了規(guī)模較小的、組織松散的團體，這類團體更深層的根基在于其共同的人道主義文化。民主化使這種文化得以傳播，并且向這一社會領域輸送了大批人才。然而，不管民主化在其他方面的成果如何——顯然成果豐碩——迄今為止，它并沒有在歐洲聯(lián)盟里造就多少學術成果。筆者希望本書能對此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