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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報舊刊舊連載
本書是作者繼由我社出版的《舊人舊事舊小說》《舊文舊史舊版本》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書中收錄了作者近四年來精心撰寫的21篇關于民國時期的舊報、舊刊、舊連載的研究文章,僅從標題看就有引人入勝之感,如《“重寫文學史”背景下的通俗小說入史問題——兼論現代通俗文學研究南北兩團隊的歷史與現狀》《淪陷時期天津報業(yè)沉浮記,一些新發(fā)現、新研究對廣大文史工作者來說,不無裨益。
本書作者是天津通俗文學研究的專家,在史料鉤沉考據的基礎上,對民國時期的天津報刊、作家和作品作評判。書中對民國時期的天津報刊《天風報》《新天津畫報》《庸報》《中南報》等從創(chuàng)立到?慕涍^,以及天津通俗文學作家還珠樓主、白羽、鄭證因、劉云若等的一些具體事跡,作了較為嚴謹的考證,并用生動活潑的語言為讀者還原出一個“活色生香”的民國時期天津通俗文學文壇。
筆底江湖俠者風
——《舊報舊刊舊連載》序
王振良
在研究天津地方文史的大咖中,斯霆先生是我結識較晚的一位。大約是在2009年2月,籌備“津門論劍——民國北派通俗文學學術討論會”過程中,才經由張元卿兄引見覿面。
不過若從名字的熟悉度來說,斯霆先生又是我很早就認知的一位。20世紀90年代,我還在南開大學讀書的時侯,因為醉心于中國古代小說史,而觸角不知不覺地延伸到民國通俗文學,為此保留過很多《天津日報》和《今晚報》的剪報,其中就有不少斯霆先生的文字。這些剪報散頁,至今仍有部分“壓箱底”幸存下來。
與斯霆先生的初次見面,顛覆了我對自己第六感官的自信:一是這家伙還很年輕,年紀尚未“半百”,而且說話嗓門大,措辭無遮攔,喝酒特爽快,很有些“大哥大”的做派,頗有些江湖俠者的范兒。讓我尤其快意的,是他酒量特好,這就牢固了我們后來交往的基礎。二是這家伙人高馬大,塊頭夠個兒,看不出來有哪點斯文儒雅,可只要沾上通俗文學話題,就曉得他裝了一肚皮掌故,而且平時缺乏傾瀉的對象。而我呢,一般來說少言少語,能夠當極好的聽眾,最多充當個捧哏角色,故此兩個人想生出矛盾都難。而在正式見面之前,我腦海中構筑的“倪斯霆先生”形象,與上面這兩點都毫不搭邊兒。
與斯霆先生的初次見面,回想起來又造成了兩個后果:一是通過參加“津門論劍”會議,激活了他對天津通俗文學熱愛的細胞,重新回歸到研究者的陣營;二是有意無意之間助推了《品報》的創(chuàng)辦,進而使得天津的通俗文學研究隊伍整齊起來,成果也逐漸顯露。如果沒有斯霆先生這個“民間大腕”存在,元卿、顧臻、林鷗和我,很難說就敢毅然扯起一面“品報”小旗子,因為當初我們就都很明白,這事不能純粹依靠學院派,民間力量才是根本依托。當然話還得說回來,前述所謂兩個后果可都是十分積極的,這也可以算是斯霆先生對通俗文學研究的特別貢獻。
回顧新時期天津通俗文學研究的歷史,斯霆先生是要擁有一席之地的,誰都甭想繞開。如果一定要梳理出這個發(fā)展脈絡,可以說是濫觴于吳云心先生(主要成果見《吳云心文集》),奠基于張贛生先生(主要成果為《民國北派通俗小說論稿》),倪斯霆先生續(xù)脈操管吶喊于前,《品報》及其作者群繼起遙相呼應于后。而在這一遞嬗過程中,除了起到重要穿針引線作用的宮以仁先生,倪斯霆先生無疑是承前啟后的最突出實踐者。斯霆先生的父親倪鐘之前輩,是全國著名的曲藝史家,筆耕不輟,著作累身。應該是受這種家學影響,斯霆先生很早就對“俗玩意兒”有著特殊的親近,十幾歲時就從游于吳、張兩位夫子之門,耳濡目染之下,他對天津通俗文學尤其是通俗小說鐘情有加,這讓他以后的筆底江湖顯得多姿多彩。1997年至1998年間,斯霆先生在《通俗文學評論》分三期連載了《民國時期天津通俗小說創(chuàng)作與出版史話》長文,一舉奠定了其以后的研究基礎。而在此前后,他大量地給報紙撰寫有關文章,對天津通俗文學的研究不斷進行開拓和深化。稍微有些遺憾的是,新的世紀來臨之后,斯霆先生成為《書報文摘》的總編輯,繁忙編務加上世俗誘餌,迫使他突然放棄所愛淡出江湖,有將近十年時間不再擺弄這類文字——一位經常披露文壇報海掌故的作者突然疏離報紙,這種突變后來竟至造成研究者的誤會,斯霆先生本人也為此付出性命之代價,就是換來一頂“已故民國老報人”的帽子。這一不幸事件,發(fā)生在天津市國學研究會某次年會上,其時我恰好恬為相關文章的點評人,因此及時對這頂送錯的帽子進行糾偏,可惜那位學者后來正式出版著作時,仍舊堅持了“已故”的說法,對此斯霆先生自然只能付諸一笑,我們若干幫閑者也就順坡下驢,將此權當作新掌故來看待了。也幸好是印成了白紙黑字,給我親歷的這個段子留下佐證,確鑿表明這故事(也可說是事故)并非出于我的杜撰或者演繹。
斯霆先生息影江湖的十來年,給自己換得“已故”標簽的同時,也可以說是蓄勢待發(fā)的十來年。雖然他不再揮灑有關文字,但資料搜集卻一直堅持不懈,也就是說他從未放棄對通俗文學的愛戀。斯霆先生的家中,與其他很多藏者一樣,自然也是滿壁皆書,滿地皆書,滿床皆書……當然,書里還要攙雜著與通俗小說關系密切的報紙和刊物等。為了查找所存資料,斯霆先生還特意添置了“三宗寶”——木梯子、老花鏡、望遠鏡。木梯子最好理解,書房里擺上此物利于攀爬登高不稀奇;老花鏡也說得通,斯霆先生年未半百就有些花了眼;而望遠鏡呢,據云是用來尋覓書架上層藏品的,可惜了,書架頂天立地,他個頭那么大,眼界那么高,可愣是不夠用……至于老花鏡和望遠鏡是否曾疊加使用,這一點我倒沒問起過。
斯霆先生的資料累積,除了早年狠泡圖書館以及與前輩交游,主要是靠逛書攤搜羅。進步道、八里臺、三宮、古文化街,還有獅子林橋下的海河右岸,這些不斷變換的天津淘書人樂園,一直晃動著他高高大大的身影。每逢周末舊書集市,斯霆先生是雷打不動必定要現身的,有棗沒棗都要插上一竿子,以此他與另兩位常逛書攤的文史學者由國慶、侯福志,被朋友們調侃為海河書攤的“油泥猴”。
在相忘于江湖的十來年時間里,我們可以想見,斯霆先生是極為孤寂的。至于淡出江湖的緣由,除了忙于編報等公務,我覺得還有另外一重因素。雖然從來沒有聽到斯霆先生的自述,但是吳云心、張贛生兩位夫子的離去,我想對于他是有著刻骨銘心影響的——隨著前賢“拉力”的失去,斯霆先生的寫作熱情也漸漸消歇;而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著新一批天津通俗文學研究愛好者的日益顯露和《品報》民間學術群體的形成,他在后來者的“推力”之下才又重新激發(fā)動能,終于以2009年“津門論劍”會議的召開為契機,執(zhí)筆揮劍重出江湖并迅速大放光華:2010年,《舊人舊事舊小說》出版;2012年,《舊文舊史舊版本》出版;2014年,《還珠樓主前傳》出版;2016年,自然就是現在這本《舊報舊刊舊連載》了……
斯霆先生的學術思路略偏重于宏觀,在史料鉤沉考據的基礎上,他特別樂于對作家作品作整體評判,用其密友也是文史學者羅文華先生的戲謔說法就是“愛搭大架子”,而正規(guī)些的學術表述則可稱為具有“史家眼光”。作為旁觀者的平心之論,斯霆先生的一些“大架子”,固然囿于基礎資料有些似可商榷,但整體來說其“眼光”還是多富洞見并經得住檢驗的,這恐怕也是得益于家學——父親就是曲藝史家啊。反觀斯霆先生的微觀考據,其實也是功夫了得的,比如關于還珠樓主來津時間的考察,關于白羽第一部武俠小說的訂正,關于劉云若天津風俗描寫的體悟,等等,這絕對是“三腳貓”式門外漢所無法勝任的。
斯霆先生與夫人都屬牛,因此其書齋號稱“雙牛堂”。不過與其父鐘之前輩的勤奮多產相比,斯霆先生只能說是一頭懶牛。他的這幾部書,除了出版社編輯的不斷“督促”,周圍的一幫小兄弟也是出了力氣的——不是幫他查找資料錄入文稿,而是每次見面均要“催逼”進度。幸好斯霆先生資料多、思路清,加上身體好、有蠻力,每每被督促催逼得急了,就會屏棄一切世俗雜務,集中個把月時間日夜趕寫,一部書稿隨之就能殺青了……
斯霆先生已出諸書的寫作過程,是我根據片段信息推理而來的,但是我相信這推理的成立。如今,隨著《舊人舊事舊小說》《舊文舊史舊版本》《舊報舊刊舊連載》這“九舊”寫作目標的最終完成,《天津通俗小說史》也當是呼之欲出了!當然,斯霆先生的疏懶恐怕還是難改,這也就仍需要我們這些小兄弟拿起鞭子,大家肯定不好意思真的抽打他,那這懶牛就需要自策了!
2016年12月5日寫定于沽上四平軒
倪斯霆,著名民國北派通俗小說、民國報刊研究家、收藏家。從事民國通俗小說及天津近現代文學史、出版史、新聞史研究20余年,出版過《舊人舊事舊小說》《舊文舊史舊版本》等多部著作,并在雜志上發(fā)表過不少談論民國通俗小說及天津文壇掌故的文章。
序——筆底江湖俠者風(王振良)
毛澤東為何要向毛岸英等推薦《峨眉劍俠傳》
——兼論毛澤東的“通俗小說情結”
“重寫文學史”背景下的通俗小說入史問題
——兼論現代通俗文學研究南北兩團隊的歷史與現狀
淪陷時期天津報業(yè)沉浮記
——兼談1937—1945天津報載小說之狀況
天津淪陷后,四個報人的聯手抗戰(zhàn)
——誕生在租界里的《高仲明紀事報》秘密出版紀實
面對日軍勸降,兩位報館主人的凜然悲歌
——記以身殉報的《益世報》經理生寶堂與《新天津報》社長劉髯公
《天風報》因連載劉云若與還珠樓主長篇處女作而成“名報”
——“雙牛堂”藏民國舊報舊刊典故錄之一
以通俗小說連載著稱的《新天津畫報》
——“雙牛堂”藏民國舊報舊刊典故錄之二
《庸報》連載《十二金錢鏢》讓白羽“揚名立蔓”
——“雙牛堂”藏民國舊報舊刊典故錄之三
專以評書連載取悅讀者的《三津報》
——“雙牛堂”藏民國舊報舊刊典故錄之四
著名導演沈浮曾讓《國強報》副刊風生水起
——“雙牛堂”藏民國舊報舊刊典故錄之五
連載劉云若《歌舞江山》續(xù)作的《東亞晨報》
——“雙牛堂”藏民國舊報舊刊典故錄之六
以副刊取勝的《評報》和以小說連載促銷的《平報》
——“雙牛堂”藏民國舊報舊刊典故錄之七
淪陷時期聚集眾多通俗小說“大蔓”的《中南報》
——“雙牛堂”藏民國舊報舊刊典故錄之八
推出李山野社會小說《紅豆相思記》的《天聲報》
——“雙牛堂”藏民國舊報舊刊典故錄之九
記錄淪陷時期平津戲曲狀況的《游藝畫刊》
——“雙牛堂”藏民國舊報舊刊典故錄之十
吳云心將《益世報》副刊“語林”辦成北方“左聯”陣地
——以“左翼”作家王余杞及其長篇小說《海河汩汩流》為例
“還珠樓主”筆名寓意及出現時間考辨
——兼談還珠樓主的“靈肉異趨論”
“紙上江湖”背后的另面白羽
——民國社會武俠小說大師白羽生平新探
可作為武林教材的鄭證因技擊小說
——兼解鄭證因與白羽首次“分手”內幕
劉云若用小說回目寫新聞
——《北洋畫報》首創(chuàng)“大小事演義”專欄
《北洋畫報》上的“愚人”報道
——民國報刊追求“歐化”與“趣味性”例舉
被“追認”主題的《雷雨》是怎樣寫成的
——淺論曹禺劇作中的“主題追認”與“主題先行”
新中國成立前后阿英在天津領導文藝工作始末
——《星報》:誕生在天津的新中國第一張文藝小報
后記(倪斯霆)
天津淪陷后,四個報人的聯手抗戰(zhàn)
——誕生在租界里的《高仲明紀事報》秘密出版紀實
1937年7月7日,隨著日軍蓄意挑釁,悲壯的槍炮聲響徹在宛平城內。盧溝橋上,硝煙彌漫。積蓄經年的中國抗戰(zhàn)終于爆發(fā)!
華北危機!平津告急!
三周后,因日方背信棄義,幻想中的溝通失敗。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二十九軍軍長的宋哲元,與部下第三十八師師長兼天津市市長的張自忠等人,于北平緊急磋商后,迅速向其所部發(fā)出“自衛(wèi)守土”感電。
旋即,駐守天津的第三十八師副師長李文田(兼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長)被師長張自忠委任為天津軍事總指揮。面對日軍對天津的咄咄緊逼,7月28日,李文田率部于天津多方位對日軍展開反擊。經過一天浴血奮戰(zhàn),在重創(chuàng)機場與車站的日軍后,李文田奉命于29日率部撤出天津。
翌日,除各國租界外,日軍全面接管津城。
至此,天津淪陷。
租界內,四個文人在醞釀抵抗
天津法租界,位于老西開的法國天主教堂,其標志性的三個圓形塔樓直插云端,在四周低矮房屋的映襯下,顯得巍峨聳立,氣度不凡。
其對面便是淪陷前沽上市民夏季泛舟避暑、嬉戲游玩的墻子河。
河北岸靠東面與法國教堂斜對著的第一條街巷,當年是天津法租界貝拉扣路(淪陷后日軍易名三十號路,今哈爾濱道)。這是一條并不寬敞且鬧中取靜的小馬路,與西面比鄰的福煦將軍路(淪陷后日軍易名二十六號路,今濱江道)的寬大、熱鬧、繁華相比,它顯得逼仄、隱蔽、幽靜,適合人居。1925年由河北省曲陽縣同鄉(xiāng)王、范、周三姓商人合資興建,取天賜恩德寓意而命名的天德里,便坐落在這條街巷的南端東側,與墻子河對岸的法國教堂可謂咫尺之遙。
1937年8月中旬的一天夜晚,在天德里14號(當年門牌)三層小樓二樓的一間小屋內,門窗緊閉,煙霧繚繞。四位已經無報可編剛剛下崗的年輕報人,正在緊張激烈地討論著一件神秘而又莊重甚至可能掉腦袋的大事。
為首者便是暫租這間屋子的主人,戰(zhàn)前天津《大公報》采訪部主任并兼本埠新聞編輯的顧建平。其余三人中的兩人為顧建平的曾經部下,原《大公報》記者林墨農、孔效儒,另一位則為戰(zhàn)前天津《益世報》記者程寒華。
目前隨著日軍接管天津,他們此前所服務的《大公報》《益世報》已同津城其它大小報刊一樣,均被勒令取締出版,如想繼續(xù)從事報紙行當,則只有到戰(zhàn)前已被日軍收買,眼下已淪為日寇“派遣軍機關報”的《庸報》去報到。因為隨著《庸報》的附逆,原報館大批有氣節(jié)的員工已紛紛離職,《庸報》館正在焦急地籠絡編采人員。
但這絕非是顧建平等人所愿。他們不但不會去為日本人編報,反而正在醞釀著如何利用自己的編報所長,去喚醒民眾,一同抵抗日軍的殘暴統治。
此刻,只聽操著浙東口音的顧建平(1908—1982)低聲而又激奮地說:“日軍封鎖了津城與外界的聯系,天津已成孤島。我們不能坐以待斃,我們應該去和日本人斗一斗!
孔效儒很抽了一口煙,郁悶地問:“怎么斗?我們都是拿筆的文人,雖然報國心切,但赤手空拳何以施展。”
正在扒著窗簾觀察外面動靜的林墨農回頭急切地說:“老顧,你過去是我們的頭兒,如今仍是。你說吧,怎么干?”
林墨農話音未落,程寒華便掐滅煙頭,搶著說:“諸位老兄,現在我們是一個團體,國難當頭,為了不作亡國奴,和日本人斗,匹夫有責。顧兄,你說怎么干,我們就跟著你干!”
聽到三個人的表態(tài),顧建平反倒平靜下來,只聽他緩緩地說:“我想起了一個故事。那是在一戰(zhàn)的時候,德軍占領了整個比利時,比國所有報刊都被查封。在布魯塞爾,有一位比國記者在市外找了一所小屋,自己砌了夾壁墻,在那里安放了電臺、簡單鉛字與小型印刷機。就這樣,他與一兩個學生秘密地自編自印自己發(fā)行了一份鼓吹抗戰(zhàn)的小報,名字就叫《比利時自由報》。開始時是單線傳遞,后來讀者漸多,便改為連鎖送遞。送遞時他們就將報紙裝在背心褲筒里,凡是得到報紙是人,就可以知道許多被德軍封鎖的戰(zhàn)況及協約國勝利的消息,極大地鼓舞了淪陷區(qū)人們的斗志。德軍始終在追查這張報紙,但都被這位記者巧妙的躲過了,這張報紙一直出版到德軍戰(zhàn)敗,退出比利時為止……”
“你是說咱們也辦一張秘密報紙,秘密發(fā)行,喚起市民抗日?”林墨農聽明白了。
“可是到哪去找印廠印刷呢?如果日本人發(fā)現了肯定玩完!笨仔逅妓髦f。
程寒華試著問大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一張油印報紙,這樣我們便可以自己編輯自己印刷自己發(fā)行了。”
“對!寒華兄說的對。我們就稿一張油印小報,這樣有鋼筆、蠟紙,有一架油印機,有一臺收音機便可以開工了。至于報名嘛……我看就叫《高仲明紀事報》。高仲明者,子虛烏有之人,就是日軍發(fā)現,也是查無對證。紀事報,就是以記事的形式報道抗戰(zhàn)消息,宣傳抗日事跡。我們一定要編得文字活潑,通俗易懂!鳖櫧ㄆ绞芰顺毯A的啟發(fā),腦子在急速運轉。此刻,他兩眼發(fā)光,望著大家興奮地說。
這一晚,他們談得熱烈,說的盡興,各個摩拳擦掌,情緒高昂。在細細地分析了怎樣才能做到天時地利人和的諸種因素后,直至翌日黎明,四人方才散去……
恐怖下,一張油印小報在秘密傳播
若想編印報紙,一個固定處所是必不可少的。
顧建平提議就將工作地點設在他租住的天德里二樓一間小屋內。理由是貝拉扣路地處法租界,位于華洋雜處的市中心,便于報紙的迅速傳遞,而且此地雖處都市繁華之首,但鬧中取靜,相對隱蔽;其次,此地尚屬法國地界,洋人集中,人員成分復雜,日本人暫時奈何不得;此外,最最重要的是,此處住房四周鄰居成分卻相對簡單。住在三樓的房東是電報局小職員,為人沉默寡言,他的兩個兒子,分別在大學與中學讀書。而一樓租戶則是來自農村的一個土財主,平時除了關心他們縣里是否進了日本兵或土匪外,對其它均無興趣。
地點選定后,四人便進入了神秘而緊張的籌備中。
首先他們需要一臺廣播收音機和一架謄寫油印機。油印機難不倒干報的人,他們用鐵絲和網布制作了一個簡易設備,再尋來一個廢舊膠滾,簡易謄寫油印機便大功告成。但收音機卻讓他們?yōu)殡y,想買沒錢,即使有錢,作為戰(zhàn)時緊俏品,也是一時難覓。好在林墨農急中生智,他想到了一個即單身又有愛國心的朋友家,有一臺名牌收音機。于是他與之聯系,朋友深明大義,慨然允諾他可以每晚定點去家里收聽抄錄新聞。這讓四人大喜,雖然增添了每晚跑道之苦,但畢竟苦勝于無,最關鍵的信息渠道問題終于解決了。
接下來,四個窮文人傾其所有湊了一元八毛錢的開辦費。他們買了一元錢的白報紙,裁成16開作為印報用紙,再用兩毛錢買了牛皮紙糊信封,其余的六毛錢買了一盒藍色油墨。又從朋友處尋來幾十張舊蠟紙、兩支舊鐵筆和一塊舊鋼板,并將鋼板用斧子剁成兩半,以備兩人同時刻寫……
1937年9月初,在一個陰雨悶熱的夜晚,他們在將屋內兩扇窗戶用席子遮好再蒙上一塊黑布后,這個秘密“報館”便開工了。
四個人做了簡單分工。林墨農負責去友人家收聽抄錄新聞;顧建平負責總體編輯;程寒華與孔效儒承擔具體編輯工作的同時,還負責刻寫蠟板;而最后油印報紙、糊信封和分裝遞送,則四個人同時上陣。
這其中最苦的要數林墨農。從“報館”到其朋友處,相距兩里地,加上繞道,他每晚來回至少要走十里路,而且在宵禁戒嚴期間,進出日租界和中國地,日本憲兵搜查盤問甚嚴,他每次都是將抄到的稿件藏在貼身處,和日偽人員巧妙周旋,可謂險象環(huán)生。但林墨農對此卻毫不畏懼,為節(jié)省時間減少麻煩,他費盡心思搞到了一個偽政府職員上下夜班時佩戴的白袖章,這樣他便可以大搖大擺地去上“夜班”了。其具體工作時間是,每晚10點從“報館”出發(fā),11點到朋友處開始收聽抄錄南京“中央廣播電臺新聞”,午夜12點抄完,回到“報館”已是翌日1點鐘。隨后,四人便開始了緊張的分工合作,直至凌晨五點鐘左右,報紙正式印出,緊接著便是興奮中帶著驚險的秘密遞送。
這是一張16開12張24版的“日報”,不僅有被日軍嚴密封鎖的戰(zhàn)爭新聞,而且還有特寫報道、本埠新聞、社論、短評。創(chuàng)刊的最初三天,每天只印30份。10份送給他們最可靠的朋友,讓朋友們在閱后繼續(xù)傳遞。其余20份留存起來,以作日后補報之用。
就這樣,在淪陷之初風雨如磐的天津,秘密抗戰(zhàn)小報《高仲明紀事報》開始神秘地在苦悶中渴盼得到外界聲音的市民中間流傳了。當時正值淞滬大戰(zhàn)的第二個月,許多震撼人心的勝利消息與感神泣鬼的忠勇故事,深深地鼓舞并感染著人們。發(fā)行第三天,就有一位大學校長送來了全年的“訂報費”,在被婉拒后,他主動要求承擔義務遞送員,并決定秘密發(fā)展進步學生加入遞送隊伍。
很快,報紙發(fā)行量就由創(chuàng)刊時的10份增加到50份。20天后,升到400份。兩個月后飆升到800份,其最高量曾達到千余份。讀者的迅速增加,讓顧建平等人即興奮又始料不及,原來的四人單線遞送已遠遠不能適應日益龐大的讀者群,于是他們發(fā)明了“聯!钡陌l(fā)行方式——擴充更多的進步人士加入到發(fā)行隊伍,每個發(fā)行人都是單線與他們聯系,其下線則是一大批讀者,讀者再將他們閱后的報紙繼續(xù)向周邊擴散,以此反復。同時,為了安全,他們還采取了“檢舉”與“調查”兩項重大措施:前者請忠實的讀者隨時檢舉不忠實的閱報戶;后者他們四人隨時留意探聽閱報戶中哪個可疑。無論哪方面發(fā)現問題,立即取消對方閱報資格,并且通知其供給者,有時對供給者也予以同樣措施,甚至將其所在的整條發(fā)行鏈停掉。
著名學者來新夏教授近年回憶,1937年7月29日天津淪陷后,他們全家?guī)捉涊氜D,最終逃難落腳到法租界綠牌電車道(今濱江道)教堂前一條名叫益德里(與顧建平等人秘密編印《高仲明紀事報》的天德里比鄰)的胡同內。“大約快到舊歷年底的時候,有一天清晨,我忽然在對著后門的窗臺上發(fā)現摞著幾張報紙。我偷偷打開窗戶,又看看無人進出,便把這疊報紙拿進來,只見是幾種油印小報,多是16開版,各刊版數不同,有多有少,有一張正反4版的,最多的一份是4張16版?m已記憶不清,但大都有抗戰(zhàn)含義。內容主要是通報戰(zhàn)況,像是從收音機中錄下來的,有中央社的,有路透社的,也有美聯社的。有勝利的喜訊,也有戰(zhàn)敗的消息,但戰(zhàn)敗有時用‘轉移’字眼,如說國軍經過幾日與日寇激戰(zhàn)后轉移到某地,如果按地圖追索,則是撤退。油印刊每天都有,但有時刊種不一,基本是免費,有時刊上也寫定價,我即放點錢在窗臺上,也會被收走的。過了舊歷年,這類一直在送。我很好奇,總想看看送報人是誰,我曾起過幾天早,但窗臺上就已有油印刊了。有一次我有意在天蒙蒙亮時,就在窗簾后頭偷窺,只見一個短打扮戴著齊眉破草帽的男子,把小報放在窗臺上,一閃身就走出后門,我趕緊繞出后門,但已看不見送報人!這些默默的抗戰(zhàn)人,可能在徹夜刻寫印刷后,就分頭投遞,給閉塞窒息的人們,送來一絲亟待知道的或喜或愁的消息。我真誠地感謝這些不知名的真正中國人。祝福他們平安!盵《油印抗日報刊》,來新夏著,《來新夏隨筆自選集?問學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初版,第
276-277頁。]
來先生回憶的,便是天津淪陷初期,地下抗戰(zhàn)小報在民間秘密流傳的往事。而他當時看到并留下深刻記憶的,很可能就是《高仲明紀事報》。
《高仲明紀事報》高額發(fā)行份數的背后,則是工作量的數倍增加,最讓顧建平等人頭疼的,便是需要調查每個閱讀者的政治背景、居住環(huán)境,尤其是其周圍是否有日本商戶、洋行及漢奸住宅。此外,尚有每日印不完的報紙、糊不完的信封、買不完的紙張油墨和不能一次送出的郵件……而這一切,都是他們四人承擔,因為他們做的是掉腦袋的秘密工作,不能大張旗鼓發(fā)動人去干。
《高仲明紀事報》猶如暗夜中的點點熒光,在真實報道抗戰(zhàn)消息和迅速喚起人們抵抗情緒的同時,也很快便被日軍及漢奸們發(fā)現,他們撒出眼線,在四處尋找這張可怕而又神秘的小報……
搜查中,秘密“報館”幾度搬遷
危險接踵而至。
一天夜晚,當林墨農從友人處抄聽新聞回程途中,突遇日偽大搜捕,白袖章不管用了,他作為可疑人員被帶到了憲兵隊,萬幸的是,審查他的是一個已附逆的報館舊同事,他在胡拉亂扯講了一番老同事們在事變后的各自遭遇后,引發(fā)了審查者的感慨,很快便被稀里糊涂地放走了。又一個夜晚,油印中的墨滾裂開了,程寒華連夜去親戚家開的橡膠門市部去買,歸途被一漢奸盯梢,在多走許多路七轉八拐后,方才把尾巴甩掉……
面對危險情況,顧建平決定取消林墨農每晚外出抄聽任務,他通過關系輾轉結識了一位“慷慨”的朋友,此朋友在沒問他做什么的情況下,心照不宣地主動送給他一臺性能極佳的美國收音機。二十年后,顧建平才知道這位朋友是中共地下黨員。
有了自己的收音機,他們又采取“買日本槍打日本”的方法,從日本崛井洋行以學校印講義的名義,采買來一架日產輪轉油印機。
設備添置更新后,外出危險大大降低,工作效率也相應提高,然而新的危險又接著出現。日產輪轉油印機性能雖好,但噪音很大。一天凌晨,大家正在工作,突然傳來急促的敲門聲。顧建平趕緊掐斷電源從門縫擠出身來一看,原來是樓上房東的大兒子,他問顧建平在干什么,怎么屋內總是傳出轟轟聲。顧建平急中生智,連忙說,聲音不是來自我屋,這是遠處的炮聲。就在房東兒子將信將疑走開之時,顧建平果斷決定,此處已不宜久留,要立即搬家。
幾經周折,顧建平等人最終看上了英租界益世濱道(今柳州路)與敦橋道(今西安道)相交處的益世里。這是一幢連體的二層小樓,他們選中了其中的11號,一樓由二房東一家自住,二樓他們以兩家的名義全部租下。這里離法租界他們原來的“報館”所在地天德里很近,站在露臺上隔著不高的女兒墻便可清晰地看到法國教堂。
隨即,在1937年11月初,秘密“報館”在新址便按時“營業(yè)”了。
他們將那架輪轉油印機放在鐵床的帳幕后面,紙張油墨及各種資料平時均藏在米面袋中。為了掩人耳目,他們故意將收音機的天線、地線大大方方地架設好,每天從中午起,到夜晚11點以前,收音機總是大聲地播放著北平電臺的大鼓書或東京播送的日本歌,聲音大得讓全胡同的人都能聽得見。而到了夜間11點,他們便把聲音擰到最低限度,找到南京或長沙(后來是武漢、重慶)的中央社新聞電臺,從《滿江紅》聽起,把所有的新聞全部錄下。然后再收聽路透社、合眾社的電訊,有時甚至能收到延安的廣播。在他們的努力下,這些電臺所播出的國共兩黨領導全民抗戰(zhàn)的消息,及時地出現在秘密小報上,并在已成“孤島”的天津淪陷區(qū)內傳播,極大地鼓舞了人們的抵抗斗志。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破南京城。隨后,慘無人道的大屠殺開始了。
三天后,中國戰(zhàn)區(qū)最高司令長官蔣介石在陪都重慶發(fā)表了著名的《告全國國民書》。繼此前在廬山喊出“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西南北,一致起來,長期抵抗”的抗日宣言后,再次疾呼“父勉其子,兄勵其弟,長期抵抗,爭取世世代代的自由!”
當顧建平等人在小樓里第一時間從重慶中央社新聞電臺聽到這一聲音時,他們的悲壯情懷代替了心中的激動。當天夜里,他們便立即收錄,立即刻版,立即印刷……一千八百多字的超長文告,讓他們比平日整整延長了四個小時的工時,一直到日出后的九點多鐘他們才印完發(fā)出。蔣介石在12月16日發(fā)出疾呼,17日早上,蔣之全文便刊登在了他們秘密油印的小報上,并已悄然“上市”。他們當時不知道,這與流亡在漢口的《大公報》《中西報》等國內權威大報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刊出了此文。
危險真的出現了!
就在顧建平等人發(fā)出這期報紙的當天中午,當他們帶著一夜疲勞蒙頭大睡時,英租界工部局的十多個偵探持槍破門而入。這本是一次突如其來卻沒有目標的大搜查,但他們四人的“作案”實證與工具卻被起獲。萬幸的是,搜查人員中沒有日本憲兵與高麗浪人,中英兩國偵探對這些油印小報抱著睜一眼閉一眼的態(tài)度,沒對小樓進行徹底搜查,故而隱藏巧妙的收音機與油印機奇跡般地躲過了此劫
顧建平等人被英租界工部局逮捕了。面對審訊,顧建平侃侃而談,力陳宣傳抗日是中國人的本份,不違英租界之法,并反復講述了日軍在天津燒殺搶掠給平民百姓帶來的災難;蛟S是顧建平慷慨激昂的言辭引起了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華人副處長李漢元的同情,讓他有了惻隱之心,第二天,顧建平等人在交了一大筆“保證金”后,便被取保釋放了。但為了不讓他們再給英租界找事,也為了給日本人一個交待,顧建平四人及家眷被驅逐出英租界,而且不許在英租界以外,用任何形式向英租界住民宣傳“足以引起不幸事件”的思想。附帶還有一項說明:“保證金”是無限期的不再退還。
搬出英租界,顧建平等人幾經權衡,他們又秘密潛回發(fā)租界貝拉扣路,在原“報館”所在地天德里附近的效康里31號租下了第三處“館址”。
新“報館”仍是一座二層小樓,這次他們全部租下,二層全部作“報館”,一層他們在一位醫(yī)生的指導下,掛上“山東曲阜孔氏制藥廠”的招牌,成為“中西合璧”專門生產婦科藥丸“坤寧珠”的小藥廠。為了更安全地編好《紀事報》,他們讓家眷分別住到了兩層樓的四處,而且每家都安設了很完備的天線、地線,以備必要時可以輪流在各家隨時收聽中央廣播,在各家隨時都可以編印報紙。
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們白天在一樓藥廠生產藥丸,夜間在二樓“報館”秘密編印報紙。黎明時刻,幾輛掛著綴有藥廠名字三角帆布包的自行車,便踏向了馬路的四方。外人不可能知道,三角帆布包里,除了少量的小藥丸,更多的是剛剛印出的《紀事報》。
為了安全,他們將后二樓的一個窗戶打通,人員可以隨時從窗戶爬到樓后一個工廠的鐵棚內。劫后幸存的收音機與油印機及其它文件資料便藏在鐵棚內的一個破舊汽油桶內。夜晚取出,黎明送回,即便捷又安全,而且遇有緊急情況,人員也可從后窗撤離。
就這樣,他們在這里堅持戰(zhàn)斗了一年零九個月。他們所發(fā)出的平型關大捷、太原保衛(wèi)戰(zhàn)、上海保衛(wèi)戰(zhàn)、南京保衛(wèi)戰(zhàn)、臺兒莊大戰(zhàn)、徐州保衛(wèi)戰(zhàn)、武漢保衛(wèi)戰(zhàn)、華南保衛(wèi)戰(zhàn)的消息及戰(zhàn)時評論,極大地鼓舞著身陷淪陷區(qū)的天津民眾,讓人們堅持抵抗,堅決不做亡國奴。這其中,雖然有不少戰(zhàn)場失利的消息,但它對讀者傳遞的信息卻是:盡管屢戰(zhàn)屢敗,但我們還是要抗戰(zhàn),而且我們就在不屈不撓地抗戰(zhàn)著。此外,每逢“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八一三抗戰(zhàn)”紀念日,他們還都編發(fā)特刊,號外發(fā)行,以示警醒。
最后的時刻到來了!
1939年9月28日,由于秘密小報引起了日本人的極度關注,他們終于闖入法租界,實施大搜查。秘密“報館”終于被發(fā)現,雖然顧建平等人及家眷提前獲知消息,已安全撤離,但“報館”還是被日本憲兵隊徹底破壞。至此,在天津淪陷后,堅持每日秘密出版達兩年之久的《高仲明紀事報》,在天津消失了。
顧建平、林墨農、孔效儒、程寒華四人撤離天津后,分別去了游擊區(qū)與大后方,繼續(xù)從事著他們鐘情的抗戰(zhàn)與報紙編輯工作。
其實,在天津淪陷之初,國共兩黨地下人員在天津都曾編發(fā)過抗日報刊。如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姚依林便領導編印了《時代周刊》《抗日小報》《風雨同舟》《燈塔》等;而國民黨中央社天津分社社長陳純粹則主持編發(fā)了《實錄》《長城》《吼聲》《電稿》等。這些報刊在事變后的天津,都起到了喚起民眾,堅持抵抗的作用。但如若論起堅持時間之久,秘密潛伏之深,每日堅持出報不輟和真實報道時局之迅速,則非顧建平等人所辦的《高仲明紀事報》莫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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