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寫散文

　　我的青少年時期，是在抗日戰(zhàn)爭中度過的。1937年，我小學五年級，十三歲，抗戰(zhàn)爆發(fā)，學校關閉，我就在家種地。我從八九歲起就跟著大人下地了，所以我這時已差不多是一個全勞力了。

　　在整個抗戰(zhàn)期間，我的三舅父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了，我與我母親趕去救他，把他從樹上放下來，但早已斷氣了。我的堂房姑媽為保護她的女兒，被日本鬼子砍成四塊，還開膛破肚。我自己躲在一個大草堆里，躲得很深，鬼子用刺刀捅了兩下，沒有捅著，就走了，我總算躲過了一劫。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我已二十一歲，在無錫孤兒院小學教書，我親眼看到了中國軍隊進入無錫城，舉行接受日本人投降的受降式。那時我軍軍容壯盛，真覺得揚我國威。

　　我從抗戰(zhàn)開始一直到日本投降以前，一直是在農(nóng)村種地放羊，所以江南農(nóng)村的活我全部能干，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nóng)民。八年抗戰(zhàn)中，除種地放羊外，我主要是靠自學，也確實讀了不少書，連作詩也是這時開始自學的。

　　1945年秋，我考入遷到無錫的蘇州美專，但幾個月后美專就遷回蘇州滄浪亭了。我因無錢，只好失學。老師、同學都為我惋惜。

　　1946年春，無錫國專開始招生，我又去考試，一下就被錄取了。這次經(jīng)我大哥的努力，又經(jīng)親友的幫忙，我終于正式上了無錫國專本科，1948年12月畢業(yè)。1948年上半年，因躲國民黨的抓捕，我是在上海分校讀的，故教過我的老師更多，如校長唐文治、教務長王蘧常、錢仲聯(lián)、馮振心、朱東潤、童書業(yè)、俞鐘彥、吳白匋、周貽白、顧佛影、陳小翠、張世祿、顧起潛等等，都是第一流的學者，當時錢穆先生也曾來講演過。1954年，我調(diào)到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后，更認識了不少北京的學者，像謝無量、郭沫若、唐蘭、游國恩、何其芳、吳恩裕、吳世昌、葉圣陶、張伯駒、俞平伯、王伯祥、趙樸初、張光年、馮牧、林默涵、周揚、王利器、吳晗、翦伯贊等等，都是到北京后認識的。以上這許多校內(nèi)校外的先生，給予我的指點，是我畢生難忘的。

　　我在中國人民大學二十年，從1954年到1975年，那時解放初期，整個的社會思想比較“左”。我上的課，一直受到學生的歡迎。教研室開始派人聽課，也給了較好的評價。但我發(fā)表了文章，卻常常受到教研室主任的批評，說我是名利思想，而他自己卻不講課，也不會寫文章，就是不喜歡看到別人寫文章。所以當時我不大敢寫文章，怕惹來麻煩。但我主編的《歷代文選》出版（1962年），卻得到毛主席在中央會議上的贊揚，因此，吳玉章校長特意召見了我，告訴了我此事，還簽名送給我他的文集，這給我很大的鼓勵。我寫的長篇序言——《中國古代散文的發(fā)展》，也得到北京出版社的單獨成書發(fā)行。

　　我當時，是非常認真地向老一輩的學者、我的老師和學術界的前輩學習的，我覺得只有虛心學習，才能彌補自己的不足。所以我讀書和備課，每天都到深夜兩三點，數(shù)十年如一日，這樣才使我能跟上當時學術界的隊伍。

　　1975年，我五十歲，從中國人民大學被借調(diào)到國務院文化組，后來又正式調(diào)了過來，這是我人生的重大轉(zhuǎn)折點。那時袁水拍是國務院文化組的副組長，他與我商量，他說應該做點有實際意義的事，我建議校訂注釋《紅樓夢》。因為《紅樓夢》自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的程偉元、高鶚排印本以來，從未有過認真的

　　校注本。水拍同志就向國務院寫了報告，很快就得到了批準。

　　從那時起，我就與許多調(diào)到組里的朋友如李希凡、呂啟祥、胡文彬、蔡義江、朱彤、張錦池、沈天佑、林冠夫、孫遜、應必誠、曾揚華、劉夢溪、陶建基、丁維忠、周雷等一起，專心致志地研究《紅樓夢》，寫了有關《紅樓夢》的多種專著和學術論文，還發(fā)現(xiàn)了前人從未發(fā)現(xiàn)過的不少新史料，也發(fā)表了多篇（部）有突破性的學術論文和專著。

　　為了校訂和研究《紅樓夢》，我重視作歷史調(diào)查，所以我們?nèi)ツ暇�、揚州、蘇州、杭州等地調(diào)查多次。為了征求校訂本的意見，也向全國各地調(diào)查，特別是南京、揚州、蘇州，我各去了多次。我的多篇記游揚州的散文，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

　　我從小就喜歡散文，古典散文和語體文的散文都喜歡，抗戰(zhàn)失學后我在家里讀了不少書，包括散文書，如朱自清的散文、葉圣陶的散文、冰心的散文等等，我都喜歡讀。我還喜讀古人的散文和詩詞，如《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古詩源》《白香詞譜》《宋詞三百首》，還有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浮生六記》，我都特別喜歡。還有史震林的《西青散記》《西青筆記》《華陽散稿》等等，特別是張岱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更是常常手不釋卷，差不多把它們都讀熟了。

　　《紅樓夢》校注完成后，我繼續(xù)做《紅樓夢》的研究工作。1986年我開始了中國大西部的研究，二十年內(nèi)我連續(xù)去了新疆十次，三次上4900米的紅其拉甫和4700米的明鐵蓋達坂山口，兩次穿越“死亡之�！钡乃�克拉瑪干大沙漠，一次穿越了米蘭、羅布泊，到了樓蘭；再從樓蘭出來，再穿羅布泊，東行到龍城、白龍堆、三隴沙入玉門關到達敦煌。二十年來，新疆我去的地方還有很多，如吐魯番的交河古城、高昌古城，我都去過不下六七次。和田、庫車等地，我也都去過不下六次。我還多次去甘肅的張掖、武威、敦煌等地，還上了祁連山的馬蹄寺和金塔寺。我還到了古居延海、黑水城、肩水金關。也去了寧夏的賀蘭山，參觀了雙塔寺等名勝�？傊�，我在研究《紅樓夢》和其他歷史問題的時候，遇到了重要的特殊的歷史問題，首先就要作實地調(diào)查。可以說我的學術研究和散文寫作都是調(diào)查的結(jié)果。

　　河北淶水縣的五慶堂曹氏墓地和怡親王墓地也是這樣調(diào)查出來的。因此我除寫了不少歷史調(diào)查文章外，也寫了一些游記式的散文。

　　特別是關于項羽之死，我二十年間，前后去九里山、鴻溝、垓下、定遠、東城、烏江等地調(diào)查了多次，寫出《項羽不死于烏江考》。1964年借“四清”之機，我還調(diào)查了陜西西安地區(qū)的大批漢唐歷史遺跡。兩次上華山，一次上終南山，還找到了杜甫當年所居之地。

　　但調(diào)查只是一個方面，調(diào)查的結(jié)果，首先是要與古文獻記載相對證。我的方法是文獻記載、實地調(diào)查，加上地下的考古發(fā)掘，這三者的結(jié)合，才能證實一個歷史問題，這樣你做出的結(jié)論就有較大的可靠性了。

　　我對吳梅村墓的調(diào)查、曹子建東阿魚山墓的調(diào)查，還有《浮生六記》作者的妻子陳蕓的墓（在揚州）的調(diào)查也都是如此。

　　所以我的不少散文，實際上都是調(diào)查的結(jié)果。當然，并不是所有散文都要這樣寫，我不過是說我自己的一些文章的實際情況而已，而且就是我自己也不是每篇散文都是如此寫的。這不過是寫散文的一種方式而已。

　　散文可以記事，可以抒情，也可以長，也可以短，可以說散文是最不拘一格的形式。所以，前人說：散文者，散也。這就是說散文沒有定式，各有各的寫法，這才能顯示出文章的多彩多姿來。我自己也有其他各種寫法的散文，甚至還有用散文詩的形式寫的散文，還有題記式的散文。因為篇幅所限，這里只是杯水之勺而已。

　　2015年4月18日寬堂九十又三于六梅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