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檔》中11個題材各異的故事，安靜地存于電腦的文件夾中。它們帶著童年的回憶和對異域的狂野幻想，模糊了自傳和小說的邊界；它們自成一體，又彼此聯(lián)系。國立中學那個預測所有人都考試合格卻唯獨自己考試未過關(guān)的學生，被武裝強盜打劫卻又對強盜千恩萬謝的年輕戀人，在灼人的烈日下凍死的世界上怕冷的智利人……故事的主角們，帶著歷史的真實和詩意的荒誕，共同構(gòu)成了一幅風格獨特的小人物畫卷�！段业奈臋n》是智利名作家亞歷杭德羅·桑布拉的一部短篇小說集，出版于2015年，被《波士頓環(huán)球報》評為該年度圖書之一，并進入弗蘭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決選名單。
亞歷杭德羅·桑布拉（1975—），智利詩人，作家，文學批評家，是智利年輕一代作家中的翹楚。他的第一部小說《盆栽》即轟動文壇，并獲得當年的文學評論家獎佳小說獎和國會圖書大獎，被稱為“智利文壇的一次放血，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jié)束，或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我的文檔》：
我的文檔致娜塔莉亞·加西亞一我第一次看見電腦是在一九八〇年，那時我四歲。不過這段記憶并不清晰，大概是跟接下來幾次參觀父親位于奧古斯丁納大街的辦公室的經(jīng)歷混在了一起。那陣子，父親總是右手捏著香煙，黑黑的眼珠盯著我，跟我講解那些大塊頭機器是如何運作的，盼著我會驚嘆不已。而我，雖然表面上饒有興致，但其實每次一瞅準機會，就會溜去秘書洛雷托小姐的辦公室。
洛雷托留著齊肩中發(fā)，雙唇細薄，從來都記不住我的名字。
洛雷托的機器才讓我覺得了不起呢：一個個詞語在小小的屏幕上堆積，然后眨眼間就被嵌進了紙張。
這東西可能跟電腦也差不多吧，不過那時我可不關(guān)注這個。我更喜歡另一臺機器：意大利好利獲得牌黑白打字機。這東西我熟得很，因為家里有一臺一模一樣的。我母親學的專業(yè)是編程，卻很快把電腦置之腦后，愛上了“打字”這門更簡單的技術(shù)。當時，計算機遠沒到普及的程度，打字還流行得很。
母親打字可不是為了掙錢。她敲敲打打的都是外婆早些年寫下的歌詞、小說和詩歌。外婆寫這些要么是為了某場比賽募集善款，要么是計劃著什么能讓她一舉成名的項目。我還記得母親在餐桌前工作的樣子：小心翼翼地塞好每一張打印紙，或是用涂改液抹去每一處錯誤。母親打字很快，十個指頭一齊跳動，根本不看鍵盤。
也許可以這樣說：我父親是臺電腦，而母親，是臺打字機。
二我很快學會了用打字機打自己的名字，但更熱衷于用鍵盤模仿行軍的擊鼓聲。加入軍樂隊是我們所能憧憬的最大光榮，所有孩子都是如此，我也不例外。
每天上午的課間，我們都能聽到遠處傳來的軍鼓、軍號、軍哨聲：小號和長號鏗鏘交替，三角鐵和里拉琴的清脆音色渾然一體。軍樂隊每周出行兩三次，每次看到他們的身影消失在學校盡頭的空地上，我都激情澎湃。最引人矚目的當然是指揮官了，他曾是我們學校的學生，現(xiàn)在只在重大場合才會露面，雖然是個獨眼龍，卻不妨礙他把指揮棒使得游刃有余。他的一只眼珠是個玻璃球，傳言說是在一次演習中出了事故。
十二月間，我們時不時前往邁普的許愿寺進行拉練，其實就是持續(xù)兩個鐘頭的漫長徒步。在軍樂隊的帶領(lǐng)下，我們從學校出發(fā)，按照年級由高到低排列，也就是從五年級（因為我們是職業(yè)技術(shù)中學嘛，比一般學校多一年）排到一年級。人們擁到街道兩側(cè)向我們問候致意，好些阿姨嬸嬸還送來橘子給我們解乏。
母親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她停好車，到隊末找到我，然后回到車上聽聽歌、抽抽煙，又一次把車開到隊伍前，等著跟我打招呼。母親有一頭耀眼的栗色長發(fā)，是我們?nèi)昙壒J的最美媽媽。這事兒其實多少讓我有些尷尬，因為老有同學說，作為我這個丑小孩兒的媽媽，她實在是漂亮得過頭了。
但丁也常來跟我打招呼，他總是大叫我的名字，這讓我在小伙伴中挺難為情，大伙兒就連同我和但丁一起取笑。但丁是個有孤獨癥的孩子，比我們年長不少，大概有十五六歲了吧。他身高一米九，體重一百多公斤。有段時間，他自己老說：“嗨！我體重一百零三千克。”數(shù)字總是這么精確。
但丁成天在村里游蕩，努力分清哪些大人是哪些孩子的父母，誰和誰是兄弟姐妹，誰和誰又關(guān)系不錯。在一個被沉默和隔閡統(tǒng)治的世界，這真不是件簡單的事。但丁總是跟在別人身后說話，別人一加快腳步，他也隨之加快'直到超過別人，他就會轉(zhuǎn)過身來倒著走。每次聽懂了點兒什么，他總是鄭重其事地點點頭。但丁大概是被父母遺棄的，跟一個阿姨住在一起，不過他從不提這事兒，每當別人問起他的父母，他總是眼神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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