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讓蔣介石看得嫉妒、心驚膽戰(zhàn)。
　　于是，一個罪惡的計劃開始醞釀。
　　隨著北伐軍抵達湘鄂，1926年年底，廣州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武漢，以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蔣介石對這一切，最初是持支持態(tài)度的，他在1926年11月19日的電報中說：“中央如不速遷武昌，非特政治黨務不能發(fā)展，即新的革命根據地亦必難鞏固。”
　　蔣介石之所以如此性急，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想擺脫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這有利于實施他的篡權計劃。按他的說法，是“意以為共黨勢力在粵，遷之使其失所憑藉，易于取締”。同時還有阻止汪精衛(wèi)回國、壓制實力強大的第八軍軍長唐生智等多重妙用。
　　但是事與愿違，在共產黨人及國民黨左派人士的努力下，武漢已逐漸成為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兩湖地區(qū)的工人運動空前高漲，并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工人糾察隊。農民運動的發(fā)展也如火如荼，成燎原之勢。
　　武漢方面的軍隊蔣介石也無法掌握。唐生智素有野心，利用北伐壯大了自己的力量，控制了武漢的地盤；而另一支武裝力量則是張發(fā)奎的第四軍，張發(fā)奎與蔣介石的政敵汪精衛(wèi)一向走動甚勤，他們都不是能讓蔣介石隨便擺布的。
　　更讓蔣介石反感和揪心的，是武漢的所謂中央黨政聯(lián)席會議。根據有關決議，它有代行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職權的權力。在聯(lián)席會議的成員中，既有吳玉章、于樹德、董必武等共產黨人，又有宋慶齡、鄧演達、陳友仁、詹大悲等國民黨左派人士，他們都堅持孫中山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不可能幫助蔣介石以軍馭黨，以軍干政，實現獨裁統(tǒng)治的目的。
　　因此，蔣介石突然改變此前遷都武漢的主張，徑自決定改都南昌，不惜“視黨國如弈棋，失大信于天下”，挑起了遷都之爭。
　　這一次蔣介石未能得逞，他縱橫捭闔的作風自“中山艦事件”后，人們已有所領教。蘇聯(lián)顧問鮑羅廷在一次宴會上，公開指責蔣介石說：
　　“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P（即共產黨）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打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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