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來治史學(xué)者，莫不以周、秦之間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會組織言，實(shí)當(dāng)以新、漢之間為大界。蓋人非役物無以自養(yǎng)，非能群無以役物。邃古之世，人有協(xié)力以對物，而無因物以相爭，此實(shí)人性之本然，亦為治世之大道。然人道之推行，不能不為外物所格。人之相人偶，本可以至于無窮也，而所處之境限之，則爭奪相殺之禍，有不能免者矣。爭奪相殺之局，不外兩端：一恃強(qiáng)力奪人之所有以自奉，或役人勞作以自養(yǎng)。其群之組織，既皆取與戰(zhàn)斗相應(yīng)；見侵奪之群，亦不得不以戰(zhàn)斗應(yīng)之；率天下而惟戰(zhàn)斗之務(wù)，于是和親康樂之風(fēng)，渺焉無存；誅求抑壓之事，扇而彌甚；始僅行于群與群之間者，繼遂推衍而及于群之內(nèi)，而小康之世所謂倫紀(jì)者立，而人與人相處之道苦矣。又其一為財(cái)力。人之役物也，利于分工，而其所以能分工，則由其能協(xié)力，此自邃古已然。然協(xié)力以役物，僅限于部族之內(nèi)，至兩部族相遇，則非爭奪，亦必以交易之道行之，而交易之道，則各求自利。交易愈盛，則分工益密，相與協(xié)力之人愈眾，所耗之力愈少，所生之利愈多，人之欲利，如水就下，故商業(yè)之興，沛乎莫之能御。然部族之中，各有分職，無所謂為己，亦無所謂為人，有協(xié)力以對物，而無因物以相爭之風(fēng)，則自此泯矣。蓋商業(yè)之興也，使山陬海澨，不知誰何之人，咸能通功易事，分工協(xié)力之途愈廣，所生之利愈饒，其利也；而其相交易也，人人以損人利己之道行之，于是損人利己之風(fēng)，亦遍于山陬海澨，人人之利害若相反，此則其害也。語曰：“作始也簡，將畢也巨�！敝劣谌俗运狡渌�有，而恃其多財(cái)，或善自封殖以相陵轢而其禍有不忍言者矣。由前之說，今人所謂封建勢力。由后之說，則今人所謂資本勢力也。封建之暴，尤甚于資本，故人必先求去之。晚周以來，蓋封建勢力日微，而資本勢力方興之會。封建勢力，如死灰之不可復(fù)然矣，而或不知其不可然而欲然之；資本勢力，如洪水之不可遽湮也，而或不知其不可湮而欲湮之；此為晚周至先漢擾攘之由，至新室亡，人咸知其局之不易變，或且以為不可變，言治者但務(wù)去泰去甚，以求茍安，不敢作根本變革之想矣。故曰：以社會組織論，實(shí)當(dāng)以新、漢之間為大界也。 

　　《漢書·貨殖傳》曰：“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guān)擊柝者，其爵祿、奉養(yǎng)、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樹種、畜養(yǎng)五谷、六畜，及至魚鱉、鳥獸、雚蒲、材干器械之資，所以養(yǎng)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jié)。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獺未祭，置網(wǎng)不布于埜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槎蘗，澤不伐夭，蝝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知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yè)，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征發(fā)期會，而遠(yuǎn)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cái)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jié)、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徹于堂，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貨有余。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于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shè)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shí)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余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cái)力相君，雖為仆虜，猶亡慍色。故未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贝宋淖钅艿莱鰱|周以后社會之變遷，及其時之人之見解。蓋其所稱古代之美，一在役物之有其方，一則人與人相處之得其道，此實(shí)大同之世所留詒，而非小康之世，世及為禮之大人所能為，《先秦史》已言之。然世運(yùn)既降為小康，治理之權(quán)，既操于所謂大人者之手，人遂誤以此等治法，為此大人之所為，撥亂世，反之正，亦惟得位乘時者是望。其實(shí)世無不自利之黨類（class），望王公大人及所謂士君子者，以行大平大同之道，正如與虎謀皮。然治不至于大平大同，則終潛伏擾亂之因；其所謂治者，終不過茍安一時，而其決裂亦終不可免；此孔子所以僅許為小康也。先秦諸子，亦非不知此義，然如農(nóng)家、道家等，徒陳高義，而不知所以致之之方。墨家、法家等則取救一時之弊，而于根本之計(jì)，有所不暇及。儒家、陰陽家等，知治化之當(dāng)分等級，且知其當(dāng)以漸而升矣，然又不知世無不自利之黨類，即欲進(jìn)于升平，亦非人民自為謀不可，而欲使在上者為之代謀，遂不免與虎謀皮之誚。此其所以陳義雖高，用心雖苦，而卒不得其當(dāng)也。參看《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節(jié)。秦、漢之世，先秦諸子之言，流風(fēng)未沫，士蓋無不欲以其所學(xué)，移易天下者。新室之所為，非王巨君等一二人之私見，而其時有志于治平者之公言也。一擊不中，大亂隨之，根本之計(jì)，自此乃無人敢言，言之亦莫或見聽矣。此則資本勢力，正當(dāng)如日方升之時，有非人力之所能為者在也。 

　　以民族關(guān)系論，兩漢、魏、晉之間，亦當(dāng)畫為一大界。自漢以前，為我族征服異族之世，自晉以后，則轉(zhuǎn)為異族所征服矣。蓋文明之范圍，恒漸擴(kuò)而大，而社會之病狀，亦漸漬益深。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社會組織論，淺演之群，本較文明之國為安和，所以不相敵者，則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傳播最易。野蠻之群，與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與所謂文明之族相抗衡，則所用之器，利鈍之別已微，而群體之中，安和與乖離迥判，而小可以勝大，寡可以敵眾，弱可以為強(qiáng)矣。自五胡亂華以后，而沙陀突厥，而契丹，而女真，而蒙古，而滿洲，相繼入據(jù)中原，以少數(shù)治多數(shù)，皆是道也。侵掠之力，惟騎寇為強(qiáng)。春秋以前，我所遇者皆山戎，至戰(zhàn)國始與騎寇遇，《先秦史》亦已言之。戰(zhàn)國之世，我與騎寇爭，尚不甚烈，秦以后則不然矣。秦、漢之世，蓋我恃役物之力之優(yōu)，以戰(zhàn)勝異族，自晉以后，則因社會之病狀日深，而轉(zhuǎn)為異族所征服者也。故曰：以民族關(guān)系論，漢、晉之間，亦為史事一大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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