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稱號是維魯倫男爵和圣奧爾本斯子爵。1561年1月22日，弗朗西斯生于斯特蘭德大街斯特蘭德大街（the Strand）在倫敦的中西部，與泰晤士河并行。的約克府，是掌璽大臣尼古拉斯?培根爵士與繼室所生的小兒子。

　　幾乎從出生開始，弗朗西斯就是一個體弱的孩子，并因持久的健康不佳而備受折磨；他甚至年輕時即舉止嚴肅，有些傳記作家認為，他的這個秉性就是由他的健康不佳所造成的。他的嚴肅的舉止，也許來源于，甚至在幼年，他就極其全神貫注地學習通常分配給他的、比他大得多的青年的課程。他的幼年對我們來說幾乎是一片空白，我們只知道，他的幼年是在兩個地方度過的，一是在倫敦的家庭住宅，它位于今天的斯特蘭德大街和泰晤士河附近；一是位于哈福德郡的戈哈姆伯里鄉(xiāng)村別墅。當他十三歲的時候，他脫離開與世隔絕的家庭生活，與年長兩歲的哥哥安東尼一起進入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這時我們也就獲得了有關他的經(jīng)歷有趣的信息。

　　在劍橋大學他待了三年，麥考利說，他“離開的時候，他對他在那里所學習的課程懷有一種深深的輕蔑，他堅信，英國的大學教育體制有著根本性的謬誤，他對讓亞里士多德的信徒們耗費了才智的那些無價值的東西，懷有一種有理由的鄙視，而且對亞里士多德本人也決非畢恭畢敬”。見麥考利的《論培根》�！�—原注。麥考利（Thomas Macaulay，1800—1859），英國政治家、歷史學家，著有《英國史》和詩集《古羅馬之歌》等。

　　這時他已經(jīng)熟悉了宮廷生活。他的父親所擔任的高級職位，以及這個少年的有權勢的家庭關系，使他輕易便熟悉了宮廷生活。除此之外，伊麗莎白伊麗莎白（Elizabeth，1533—1603），即伊麗莎白一世，英國女王。曾不止一次去掌璽大臣那宏偉的戈哈姆伯里別墅里訪問他，在美麗的哈福德郡的領地里，在古老的橡樹和榆樹當中，有可能出現(xiàn)這樣的場面：這個少年得體地向她致以敬意，這位喜歡奉承的女王在作答的時候，鑒于他舉止莊重，而稱他為“朕的小掌璽大臣”，這在史書上已有記載。他很早便熟悉了宮廷的禮儀和習俗，這一點從他的《隨筆集》的兩篇文章的初稿中可以顯見，那兩篇文章是《論禮貌和尊重》和《論榮譽與名聲》。他有關職位高的人對上級、下級和平級的人的舉止所提出的忠告，其特點是不僅說理公允，而且明智有利；他并不是把對上級的尊重看作一種奴顏婢膝的行為，而是看作在社會等級制度里，我們相對的地位要求我們做出的一種通情達理的負責任的行為。如果我們不尊重上級，又怎能期望下級對我們尊重呢？

　　安東尼和弗朗西斯均有志于從事外交事業(yè)，為了對此做好準備，他們于1576年6月進入格雷律師學院格雷律師學院(Gray's Inn)，倫敦四個培養(yǎng)律師的機構之一。，當上了高級生。不久他們便在那兒建起了一個寓所，弗朗西斯在其一生中曾頻頻在那個寓所中居住。三個月以后，他作為英國駐法大使艾米亞斯?波萊爵士的隨員，越過海峽前往巴黎，這是他在外交上的實際訓練的開始。他對歐洲大陸的政治和外交所進行的研究，為后來所寫的《歐洲政情記》（Notes on the State of Europe）中的那些文章提供了資料，那些文章見于他的著作的大多數(shù)版本。當時法國正處于劇烈的動蕩之中，天主教徒和胡格諾派教徒的對立引發(fā)了內戰(zhàn)，其中的一些殘酷場面，啟發(fā)他在《論黨派》一文中做出了最為切題的反思：“君主需要小心，不可偏向一方，不可成為一黨一派的成員；國內的黨派總是有害于君主政體的：因為這些黨派要求其成員所承擔的義務，與君權所要求的義務一樣至高無上，使得君主‘與吾輩無二’；在法蘭西聯(lián)盟中就可見到這種情況�！�

　　但是培根在法國首都的停留時間，注定是不會長的。盡管毫無疑問的是，他獲得了流暢而嫻熟地使用法語的能力，他在以后的生活中便顯示出了那種能力。父親的去世把他突然召了回來，他匆匆回到家中，發(fā)現(xiàn)他的情景確實無疑是昏暗的。他蒙受了不可彌補的損失，而那種損失又不僅僅是表現(xiàn)在父親的去世上。他向以他的姨夫伯利勛爵伯利(Burghley)，即伯利男爵，這是威廉?塞西爾(William Cecil，1520—1598)的稱號。塞西爾是伊麗莎白女王的樞密顧問，曾任國務大臣、財政大臣，長期效忠女王，為她出謀劃策。培根的母親安妮?庫克(Anne Cooke)與塞西爾的妻子是姐妹。為代表的政府提出申請，希望謀得某個官職——鑒于已故的掌璽大臣所做出的貢獻，這是一個并非沒有道理的請求。塞西爾父子的嫉妒使這條道路受阻。因此培根再次致力于對法律的學習，而且非常勤奮，結果于1582年取得律師資格，并于1586年成為格雷律師學院的主管委員。

　　有若干年的時間，他默默無聞地做著單調乏味的工作，無人幫助，在徒勞的遺憾中沮喪，因為過去的那些年，對別人來說是提升，對他來說只是不兌現(xiàn)的許諾。與此同時，他希望通過與塞西爾父子不同的別的渠道來改善他的境況，于是于1584年成為下院議員，代表著梅爾科姆里吉斯，又相繼于1586年、1588年和1593年分別成為代表著湯頓、利物浦和米德爾塞克斯郡的下院議員。他的政治綱領，簡單地說，就是“中庸之道”(via media)，他堅持不懈地鼓吹在一切事情中都應實行“中庸之道”，那就是，在民眾的特許利益和君王的特權之間，采取一種中間道路，或者，說得更確定一些，就是在世俗的改革上要溫和，同時在宗教上，不論是對清教還是對天主教，也都要溫和。他在兩個小冊子里論證了這個方針。第一本小冊子題為《時間的最偉大的產物》（The Greatest Birth of Time），該小冊子出版于1585年，主要是鼓吹在對拒不參加國教禮拜儀式的天主教徒的處理上要溫和；第二本小冊子出版于1589年，探討的是英國國教會因為對馬普里利特馬普里利特(Marprelate)是1588—1589年出版的一系列清教徒的小冊子的作者的化名，那些小冊子諷刺了英國國教會的高級教士�！榜R普里利特”一詞的字面意義即是“結婚的高級教士”。和別的問題所進行的爭議而產生的分歧。在這兩本小冊子中他都呼吁，應該更為靈活地對待教義和宗教修煉。

　　這時，他獲得了兩次提升，如果它們可以被稱為提升的話——一個是，他當上了女王的專任法律顧問；另一個就是，塞西爾父子被他的不斷的請求攪得不勝其煩，終于因感到羞愧而為他謀得一個職位，那就是在星室法庭星室法庭(Star Chamber)是14—15世紀時由王室法律顧問團演化而來的一種英國法庭，以專橫暴虐著稱，1641年被廢除。當注冊官，但又是在該職位的任職者死后再就職。鑒于原來的注冊官許多年以后才死去，培根也就像后來的沃爾特?司各特爵士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1771—1832)，蘇格蘭小說家、詩人，歷史小說的首創(chuàng)者，浪漫主義運動的先驅。之當上書記官一樣，經(jīng)歷了極其屈辱的等待，才繼承了死者的職位�？紤]到已故的尼古拉斯?培根爵士的聲譽，即使塞西爾父子對他的兒子冷漠，他的兒子也不至于沒有從女王那兒得到某些程度上的寵愛，因而人們對此表示了驚訝。然而，這位年輕的政治家，在滿腔熱忱地為民眾的特許利益進行辯護的時候，也就在議院中抨擊了朝廷強迫下院與上院直接會商政府開支款項的問題的企圖；與此同時，他也反對增加王室特別津貼的要求。這樣的冒犯，如果不做出最卑躬屈膝的道歉的話，就是不可寬恕的，而培根似乎并沒有做出這樣的道歉。伯利和他的兒子羅伯特?塞西爾爵士充分利用了這個“犯上之舉”。他們把女王頭腦里的激怒的火花，煽成了憤怒的火焰。所以，培根提出的希望得到提拔的請求，也就遭遇到令他寒心的沉默或者客氣的拒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