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堂文庫：文學的堅守與理論的突圍》：
　　從根本上說，解讀就是把被理論抽象掉的生命的血肉還原、煥發(fā)出來。還原就是還魂。還魂之術，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也是解構主義活的靈魂。而具體分析，就是把在普遍概括過程中犧牲掉的特殊性個別性還原出來。從方法上說，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從抽象上升具體。馬克思所說的抽象，不是通常的相對于感性的抽象，而是內涵貧乏的概念，而具體也不是通常所說的感性具體，而是內涵豐富的具體。具體分析就是把藝術形象的內涵有序地歸納出來。其規(guī)定性，越是豐富，就越是具體，越是統(tǒng)一，越是有序，多種規(guī)定性越是達到統(tǒng)一，就越是深刻。說朱自清的《背影》動人之處，是親子之愛，是抽象的，說其親子之愛的特殊性是：兒子愛得很隔膜，很慚愧，很痛苦，很內疚，很秘密，則比較具體。說陶淵明的《飲酒》，表現(xiàn)了他的清高自賞，是抽象、膚淺的，分析出他的清高自賞是由于第一，“無心”于外在世俗的虛榮，第二，超脫了內心的一切欲望，包括有心尋求美的動機（悠然見南山，而不是望南山），第三，甚至對這種自由的境界也沒有語言渲染的壓力（此間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比較具體，比較深刻。
　　具體分析，是普遍方法，對于文學解讀學來說，其特殊性在于，在宏觀與微觀之間.更著重于微觀，可以說以微觀為基礎。這種微觀分析的關鍵在于，對于情感和語言的唯一性有高度精致的敏感和洞察力。這對于習慣于用文學理論演繹法和例證法的人士來說，具有相當?shù)奶魬?zhàn)性。在微觀的具體分析中，每一個層次都是一次直接歸納，這種歸納不像演繹法是從現(xiàn)成的大前提中間接推理而來的，而是從感性經驗中直接概括出來，這就意味著把體悟轉化為有序的話語，給可以意會不可言傳的感悟以第一手的命名，這需要微觀的原創(chuàng)性，至少是亞原創(chuàng)性。但是，不管是原創(chuàng)性的，還是亞原創(chuàng)性的，這種微觀直接概括工夫，是文學理論所不能提供的。
　　正是因為這樣，文學文本解讀學不像文學理論那樣滿足于理論的概括，而是在具體個案分析，特別是在微觀分析的基礎上建構解讀理論，再回到個案中，對文本進行深層的分析，從而拓展衍生解讀理論。
　　我國古典文學權威理論和西方文論最大的不同，一是以《文心雕龍》為代表的創(chuàng)作論為核心，二是，詩話詞話、小說、戲曲評點，以文本解讀學為基礎。朱熹將《詩經》三百余篇每一篇都作了解讀，才寫出《詩集傳》，金圣嘆對整部《水滸》做了評點、刪節(jié)改寫才提出了“性格范疇”，清沈雄（順治年間人）和賀裳、吳喬解讀了大量的詩詞才提出了抒情的“無理而妙”說，相當完整地提出了無理向有理轉化的條件，乃是“深于情”。在情與理的矛盾這一點上，我國17世紀的古典詩論領先于英國浪漫主義詩論一百年以上。
　　可惜的是，我們不是從這樣的寶庫中進行發(fā)掘，建構中國為學派的文學解讀學，反而用西方美學去硬套，好像不上升到美學就不是學問�？墒牵�越是上升到美學，越帶形而上的性質，越是超驗，就越是脫離文學文本的有效解讀。不論中國還是西方，似乎都陷入一種不言而喻的預設：文學理論只能是宏觀的、概括的理論，文學理論越是發(fā)達，文本解讀越是無效，甚至是“誤效”，滔滔者天下皆是，這就造成一種印象，文學理論在解讀文本方面的無效，甚至與之為敵是理所當然，是命中注定的。文學理論就這樣陷入了空對空封閉式的自我循環(huán)，自我消費的怪圈。然而，世人對文學理論的自我窒息的嚴峻形勢，視而不見，感而不覺，最嚴重的后果是，單因單果的線性思維猖獗，不僅是在文學文本解讀時，滿足于從論點到例證模式，而且更為嚴峻的是，造成從定義出發(fā)否定文學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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