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學(xué)研究文庫：李白詩解》：
　　〔題解〕
　　詩有長序：“乾元?dú)q秋八月，白遷于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練，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概，四望超然，乃顧白日：‘此湖，古來賢豪游者非一，而枉踐佳境，寂寥無聞。夫子可為我標(biāo)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酹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仆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為知言，乃命賦詩紀(jì)事，刻石湖側(cè)，將與大別山共相磨滅焉。”緯按，今武漢市猶有郎官湖。
　　《唐才子傳》卷四有張謂傳，記其“少讀書嵩山”，郁賢皓日：“李白于開元二十二年前后曾從元丹丘隱嵩山，未知是否于此時結(jié)識張謂�！保ā独畎捉挥坞s考》，見《李白叢考》）。郁考又疑李白詩《魯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張子還嵩陽》、《魯郡堯祠送張十四游河北〉之“張子”、“張十四”是否即為張謂。又日：“《唐詩紀(jì)事》卷二十五‘張謂’條云：‘謂，登天寶二年進(jìn)士第�！�其時，李白正在長安供奉翰林，當(dāng)與張謂有過交往。因此，乾元元年秋八月在夏口遇見張謂，稱之為‘故人’是很自然的了�！�
　　沔州，州治漢陽縣。據(jù)《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七，自漢陽“東渡江至鄂州七里”。因知李白往來于江夏與漢陽之間頗為近便。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dāng)時秋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坐醉清光，為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fēng)流若未減，名與此山俱。
　　〔義釋〕
　　詩序日“乾元?dú)q秋八月”，是李白自述其流途歲月的確鑿記載。自三月間到達(dá)西塞驛，李白在武昌、江夏、漢陽一帶已滯留半年之久，似全然不顧流人在途的程限。這首宴游詩僅“序”言及“白遷于夜郎”，詩中幾將眼前流放遭遇置之度外，唯寫月下泛舟之逸興，與他時所作宴游詩篇的情調(diào)略無二致。而同游者“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系當(dāng)?shù)刂�、縣兩級最高地方官，其接待流途中之詩人亦全無避忌。李德輝《唐代流人制度與李白的流放〉對此論之甚詳，日：“倘若根據(jù)唐朝對待流人的政策來衡量李白的流放，會發(fā)現(xiàn)，李白赴流所，嚴(yán)重違越了法律條文規(guī)定的程限�！薄啊短坡墒枳h》卷三：‘諸流配人在道會赦，計行程過限者，不得以赦原。謂從上道日，總計行程有違者�！�‘行程依令：馬日七十里，驢及步人五十里，車三十里。其水程，江、河、馀水沿溯，程各不同�！�《唐六典〉卷三：‘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馀水四十五里�！�”“李白乾元元年春出發(fā)西行……他的行程嚴(yán)重違越了程限，不在赦限，可他竟然也遇赦放歸，怎么來解釋這一現(xiàn)象呢？”“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在流貶的實行過程中，各地政府并未嚴(yán)格依照唐代法令的規(guī)定去對待像李白那樣的身無官品的流人，普遍較為寬容，并不是因為李白是大名士，就對他格外開恩，而是當(dāng)時大致如此；……《唐會要》卷四一‘左降官與流人’稱，諸色流貶之人常�！�在路多作逗遛，郡縣阿容，許其停滯’，盡管朝廷三令五申，此類現(xiàn)象還是未能杜絕。稍微留意就會發(fā)現(xiàn)，唐代流貶人未按期到達(dá)的例子多的是，不惟李白如此。如沈儉期長流驩州，其《初達(dá)驩州》‘自昔聞銅柱，行來向一年’之句就是一個直接證據(jù)。查《元和郡縣志》卷三八，驩州東北至東都六千六百一十五里，走了將近一年，也遠(yuǎn)未達(dá)到標(biāo)準(zhǔn)�！辈⒁�《冊府元龜》卷六十三：“（天寶五載）七月，詔日：‘應(yīng)流貶人，皆負(fù)罪譴，其中或舍其殊死，全彼馀生，將寬嘗（常）法，示有懲戒。如聞在路多作逗遛，郡縣阿容，許其停滯，是何道理？…緯按，既然唐初及天寶初年已見流人在途逗留停滯的情況，則安史亂中政令之執(zhí)行必定更為松弛，此種情況出現(xiàn)于李白’身上實非不可理解之事。而況李白乃大詩人、大名士，流途中遇到地方官的特殊關(guān)照，亦情理中事。如本詩所寫詩人與州牧、縣令一同宴游，并應(yīng)出使當(dāng)?shù)刂�尚書郎所請，為其命名”郎官湖“，其文采風(fēng)流全不似在途流人。李白事跡可為唐代法律之執(zhí)行情況并不嚴(yán)密提供一個頗為典型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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