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送進了精神病醫(yī)院,醫(yī)院里籠罩著神秘的氣氛,像是歷史在向他講述著什么。
他所在的這個科室非常特別,住在里面的人都是在童年就因為某種天賦而被挑選出來進行某種天賦實驗的。這里原先是一個"天賦研究所",研究所關閉之后這些天才們被留了下來。這些天才們什么都知道:關于俄國革命中的一個個事件真相,關于革命領導者究竟是怎樣的人、其人生軌跡究竟如何變化,關于上帝是否參與了歷史軌跡的變化,關于過去年代的那些偉大人物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
他試圖將自己所聽到的一切記錄下來,但在這一過程中卻逐漸發(fā)現,決定所有人命運的時刻即將到來。
《此前與此刻》最初發(fā)表于《新世界》雜志。小說一發(fā)表便引起軒然大波,雜志社的編輯曾公開表示拒絕接受作家的哲學與詩學,為此作者只好轉移文學陣地,之后許多創(chuàng)作活動都與《旗》雜志相關。其實,如果將沙羅夫的創(chuàng)作放在一起,讀者很容易看到作家的創(chuàng)作特性。作家筆下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常常占據重要位置,但是這些人物和事件通常是由某個或某幾個人所講述的,而講述者的史料則來自所謂的“日記”“筆記”“被遺忘的檔案”等中間,因此顯而易見作者的創(chuàng)作宗旨并不是再現歷史,同時也不是顛覆歷史,而是從自己角度去解釋歷史事件和歷史進程,去評價歷史人物的個人品格和歷史作用。《此前與此刻》也是如此。
《此前與此刻》:如何定性這位作家寫作風格,評論界眾說紛紜,有人稱之為“后現代主義的偽歷史主義”,有人稱之為“魔幻現實主義”,而作家更愿意稱自己是現代主義作家。問題在于作家經常以歷史為創(chuàng)作主題,同時付諸自己對歷史的詮釋和演繹,因此對作家的評判不得不與真實的歷史相關聯(lián),但同時讀者也很容易發(fā)現作者筆下的歷史并非通常人們所知曉和接受的歷史,他的歷史解釋既不是正統(tǒng)的,也不是與正統(tǒng)歷史截然對立的,就像作者的宗教觀一樣。
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洛維奇·沙羅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父親是著名的童話作家。1977年畢業(yè)于沃羅涅什大學歷史系,1984年獲得歷史學副博士學位,在考古隊當過卡車司機和工人,擔任過文學秘書。1980年開始發(fā)表文學作品,迄今為止已有六、七部長篇小說問世。多次獲得文學獎。
不知怎么的,自然形成了這樣的結果,那就是我在失去祈禱的能力之后,再也沒有任何東西做支撐,我開始在此間、在塵世尋找自己的庇護者。我之前也是常常盡力幫助別的病人,通常是幫助自己同病房的人,該換床單、給尿壺時我去給他們找護理員,鄰居疼痛難忍必須打催眠針時我去給他們找護士。
有時甚至為他們鳴不平,因為這里除了克隆菲爾德之外也許再也沒有人把這些病人當人看,并且所有這一切都做得那么真誠和坦率,真誠得有時難以自制。說實在的,護理員們、衛(wèi)生員們在科里是唯一現實的權威,至少是我們接觸到的唯一權威,所以我和這一權威比誰都近。我由于提出請求、出面鳴不平而變得很顯眼,也很早就學會了利用自己的地位。
這在我住院生活的第一天就開始了,我當時一而再想要感謝那個給了我完全不配得到的靠窗床位的衛(wèi)生員。我想讓她知道,我可不是個不知好歹的畜生。推動我這樣做的,當然不是感激,而是恐懼,我害怕她們,怕她們所有人,害怕到時候我會完全依賴她們。我任何的病情惡化都意味著她們本來就擁有的巨大權威的增長,就是說我的病情本來就靠她們這一權威來估量。并且當我能祈禱上帝時,我還能控制好恐懼,上帝仿佛在和恐懼作對。只要他在,我就不會讓自己去做什么不需要的事,不會讓自己以完全不需要的方式去害怕,總還是有所禁忌。但是他走了,而恐懼卻留了下來。
我能盡力幫助病友,這給我?guī)Я藦娏业目鞓,這是實實在在的善事,所以我也不能不感到滿足。況且我是冒了風險,我知道我可能搞壞和護理員的關系,她們本來就活多,我又推給她們額外的,她們當然不會喜歡。不過我還是去找她們、叫她們,后來我才明白我在個中也有算計。
我明白了,我維護別人的權利,是因為一旦我處在他們的處境我想有權得到同情、可憐、幫助,我想要讓護理員們看看我是一個多么好的人,告訴他們我的確值得同情。還有一點,我努力讓他們過好一點是想讓他們記住,和我在一起、由于我,他們曾經過得很好,并且對我心存感激?傊視r刻需要和他們交談,假如他們不在,我也會在心里這樣做;睡覺時,我會夢見他們;我想去找他們,無法克制地想去找他們,并且盡管這是一種恐懼。我需要他們抬舉我,突出我,認為我是自己人,把我看成是病人的保護者,是他們中的什么干部,而且是一個完全好說話的干部。這是無盡的恐懼和無盡的狡猾,但也是最平常不過的對身邊躺著的人的憐憫,這樣一來,我花了好久才讓自己相信我的罪孽并不那么大。
我比別人害怕護理員身上沒有什么過錯。她們身上是那么完全沒有罪過,以致我和她們說話時,都因無法相助想要哭出來。她們反倒嘲笑我,說,很快我就要和我的鄰床成一個樣了,她們愿意到那時再來和我談談道德問題。很可能我不僅僅是怕她們,而對我起作用的還有她們所說的話,至少很快我開始察覺,即使她們答應做我要求的事,也都無所謂(對于我或者對于別的病人),是我對她們點頭哈腰,特別是話頭提到產房的時候。我雖然不完全但還是承認,救孩子或者產婦的命,重于延長任何一位我的病友的生命。他們那可是剛剛開始生活,他們的氣力還沒有耗盡,而我們呢,給每個人的壽命的大部分無論怎么看都已經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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