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與儒學研究（第三輯）》：
　　一、禮儀之邦：儒學價值觀制度化的產物
　　中華民族成為禮儀之邦，是儒學價值觀制度化的產物。這是禮儀家教作為構建禮儀之邦基點的前提。
　　孔子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即以禮治國，這一主張在漢代以后一直主導著中國社會。儒家之禮儀集中表現(xiàn)于“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三部經典，內容包羅了政治制度、宗教儀式、法典刑律、道德規(guī)范、日常生活準則等。廣義的制度是指組織人類共同生活、規(guī)范和約束個體行為的一系列規(guī)則，儒家之禮儀正可以這樣的制度概念予以概括。對于價值觀念之“仁”和制度規(guī)范之“禮”的關系，孔子認為前者必須通過后者才能得以普遍實現(xiàn)：“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因此，禮儀的實施就是儒家價值觀制度化的落實，禮儀之邦就是在這落實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
　　顯然，禮儀之邦形成的歷史起點是儒學價值觀成為主流價值觀；而這又是通過確立禮儀即儒學價值觀制度化而實現(xiàn)的。儒學價值觀成為主流價值觀無疑是在漢代。但這并非如一般人們印象中那樣簡單：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于是儒學三綱五常的價值觀就得到了確立。歷史的事實是：漢武帝宣示“獨尊儒術”的53年以后.在公元前81年召開的鹽鐵會議上，官位僅次于丞相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和賢良、文學等儒生展開激辯，前者批駁后者的儒家重“仁義”的價值觀，并明顯地占據了上風。這表明儒學價值觀即使在最高領導層內也沒有得到普遍認同。鹽鐵會議是在漢昭帝時召開的，繼漢昭帝之后的漢宣帝還是強調：“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保ā稘h書·元帝紀》）
　　歷史從西漢演進到東漢，公元78年召開了白虎觀會議。這距鹽鐵會議已經有近百年之遙。陳寅恪認為根據這次會議編撰的《白虎通義》標志著儒家三綱五常價值觀通過制度化而得以確立。他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為具體表現(xiàn)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現(xiàn)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在他看來儒學價值觀在漢代以后的有效確立，不在其思想學說之精深（就此而言不如佛道），而在其社會歷史過程中的制度化：“儒者在古代本為典章學術所寄托之專家。李斯受茍卿之學，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實為儒家一派學說之所附系�！吨杏埂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即太史公所謂‘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之‘倫’）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始皇之身，而得以實現(xiàn)之也。漢承秦業(yè)，其官制法律亦襲用前朝。遺傳至晉以后，法律與禮經并稱，儒家《周官》之學說悉采人法典。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為，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實為儒家學說之具體實現(xiàn)。故兩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于學說思想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彼�謂“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就是指儒家禮儀對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生活制度的影響，這說明了儒家價值觀依托禮儀而成為了制度化的存在，由此深入地左右了中國社會。同時也使中國社會成了禮儀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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