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的歷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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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的史論中一再強調(diào)選賢任能的重要性，他說：“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①又說：“明王之政，謹(jǐn)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zhí)其本故也�！雹谠谒�的文集中，這類的言論也有很多，可以同《資治通鑒》的觀點相互印證。如他說：“若夫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雹塾终f：“為人君者，謹(jǐn)于擇吏而已矣，它奚足事哉？…‘度吏之材可任之者，君之政也；形民之力而用之者，吏之政也�！雹芤陨线@些反復(fù)強調(diào)的說法都是要表明一點，那就是選任官員對于君主治國的首要意義。
　　司馬光對于人才問題有著一套相當(dāng)完整的思想。《資治通鑒》的第二則史論就是一篇關(guān)于人才問題的長篇論文。在這則史論中，他提出了“先德后才”的選才標(biāo)準(zhǔn)，被認(rèn)為是封建人才觀的經(jīng)典論述。他說：“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痹诓藕偷聝烧咧�中，德是主導(dǎo)，是統(tǒng)帥，才是德的資本和憑借。根據(jù)才德的不同，他將人分為四種類型：才德兩全的是圣人，才德兼無的是愚人，德勝才的是君子，才勝德的是小人。以此為基礎(chǔ)，他提出了選任人才的標(biāo)準(zhǔn)：“凡取人之術(shù)，茍不得圣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⑤先圣人、后君子、后愚人、后小人的排序充分體現(xiàn)了以德為先的思想，假若其人無德，才干越大，為害越大，有才還不如無才。
　　《資治通鑒》中所講的德勝才、才勝德，是就個體的德才狀況而言的。從用人的全局來看，司馬光所說的“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還有另外一層含義，那就是，以有德者馭有才者。他在一篇名為《才德論》的文章中談道：“為國家者，進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有才者不必忠信，故以羈策御之而為德者役也。然則德者，掌也，才者，指也，掌亡則指不可用矣。”①這里所說的“有才者不必忠信”，指的就是才勝德的小人。這種人也可以用，但有兩個條件：一是要在國家積極進取的特定時期，一是要受到有德者的控制。他以“掌”與“指”來比喻德與才的關(guān)系，很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點。
　　在人才的選拔上，司馬光認(rèn)為應(yīng)該摒棄個人好惡，破除門戶之見，“無親疏、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②�；�于這一認(rèn)識，司馬光不但引用前代史家沈約、裴子野的論述，而且親撰史論，批評魏晉時期“先門地而后賢才”③的選舉制度。在選拔人才的具體原則上，司馬光比較突出的論述有兩點。一是“舉之以眾，取之以公”。他認(rèn)為這是古代賢相的取人之術(shù)，“眾日賢矣，己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后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眾人所共然也，己不置毫發(fā)之私于其間，茍能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④！進退賞罰都出于公議，這是司馬光借古制來表達(dá)自己的理想，這種類似于民主制的觀點具有一定合理性。二是“取其道不取其人，務(wù)其實不務(wù)其名”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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