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邊交通與漢帝國的文化擴張

漢代所謂“北邊”，通常用以指代具有大致共同的經濟文化特征的北部邊地。漢代文獻多見“北邊”經營的記錄�！妒酚洝肪�30《平準書》：“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并北邊以歸�！薄妒酚洝肪�88《蒙恬列傳》：“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筑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薄稘h書》卷7《昭帝紀》：“發(fā)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薄稘h書》卷24 下《食貨志下》：“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薄稘h書》卷25 上《郊祀志上》：“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

《漢書》卷69《趙充國傳》：“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shù)千人�！敝赋觥氨边叀狈谰�長11500 余漢里。《漢書》卷10《成帝紀》：“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笨芍�“北邊”與“內郡國”有別，“北邊”共22 郡�！稘h書》卷8《宣帝紀》顏師古注引韋昭曰：“中國為內郡，緣邊有夷狄障塞者為外郡。成帝時，內郡舉方正，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士�！庇痔岢觥皟瓤ぁ薄ⅰ巴饪ぁ钡膮^(qū)分。漢帝國承受的外來軍事壓力主要來自北方，漢帝國對外交往的主要方向也是北方。漢帝國外交和軍事的主要注意力長期凝聚于北方。通過對“北邊”的經營，漢帝國形成了政治威勢，擴張了文化影響。而北邊交通的建設，對于這一歷史形勢作用甚為顯著。

1. 北邊軍事與北邊交通

在秦漢長城的防務體系中，交通道路對于北邊軍事局勢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秦漢帝國致力于卻敵開邊的決策者對此無不予以特別的重視。

出于戰(zhàn)爭的需要，北邊交通系統(tǒng)具有更完備的結構，不僅有與長城并行橫亙萬里的主要干線，也包括出塞道路和與內地聯(lián)系的許多條大道，以及保證北邊新經濟區(qū)正常生產與流通的疏密相間的道路網。北邊道的建設，對于當時北邊地區(qū)的經濟文化形勢，有著突出的作用。對于漢帝國的文化擴張，也有突出的作用。

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曾經有親率18 萬騎兵巡行北邊，向匈奴炫耀武力的舉動�！妒酚洝肪�110《匈奴列傳》：“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jié)，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漢書》卷6《武帝紀》：“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jié)，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云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于漢北闕矣。單于能戰(zhàn)，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詟焉。還，祠黃帝于橋山，乃歸甘泉。”

漢武帝“巡邊垂，擇兵振旅”，漢武帝的車列和大隊漢軍鐵騎經過北邊道路。這一行為，促進了北邊防務，也推動了北邊交通建設。漢武帝“徑千余里”北行途中“風告單于”語，既是政治宣傳也是軍事警告，同時也體現(xiàn)出北邊交通對于漢帝國文化擴張的意義。

2. 河西四郡的設置與絲綢之路的開通

北邊交通體系的左右兩翼，對于漢文化影響的擴展有重要意義。

漢武帝時代，在名將衛(wèi)青、霍去病統(tǒng)率軍隊遠征匈奴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后，西漢帝國相繼于渾邪王、休屠王故地設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長城防線即所謂“北邊”于是延伸至河西。河西長城的建設作為軍事政治的保障顯示出突出的效能，張騫之后，絲綢之路得以開通。中原同西域之間的密切往來，成為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現(xiàn)象。而這一歷史進步，與北邊交通建設有密切的關系。

湖北鄂城出土漢鏡銘文可見有“天王日月上有東王父西王母主如山石宜西北萬里富昌長樂”字樣者。其中所謂“宜西北萬里”，體現(xiàn)出當時人們對西北方向特別的文化關注。如果以此語概括當時社會的移民方向的主流，可能也是適宜的。這一情形，是以北邊交通向西端延伸為條件的。

《漢書》卷28 下《地理志下》記述：“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jié)，谷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于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痹凇暗貜V民稀，水草宜畜牧”的匈奴故地，農耕經濟發(fā)展至于“風雨時節(jié)，谷糴常賤”，除內地移民帶來先進農業(yè)技術之外，又有“吏民相親”，生產關系“有和氣之應”，“政寬厚，吏不苛刻”等因素的作用。

通過甘肅武威磨咀子48 號漢墓出土的西漢木牛犁模型以及陜西綏德王得元墓?jié)h畫像石牛耕圖、陜西米脂漢畫像石牛耕圖、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壁畫墓牛耕圖等文物資料，可知牛耕已在北邊地區(qū)得到推廣。由上述資料，可知當?shù)厥褂玫睦缂苡衫缟�、犁床、犁轅、犁衡、犁箭組成，作為畜力犁的主體部件均已具備。遼寧遼陽三道壕西漢村落遺址出土的巨型犁鏵，據(jù)推測可能是用數(shù)牛牽引的開溝犁 1 ，可以體現(xiàn)當時北邊地區(qū)對于水利灌溉事業(yè)的重視。

《史記》卷29《河渠書》寫道：漢武帝塞瓠子之后，“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據(jù)《漢書》卷28 下《地理志下》記載，敦煌郡冥安縣，“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又龍勒縣，“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妒酚洝肪�110 《匈奴列傳》：“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以水利建設為基礎的農耕經濟，曾“稍蠶食”畜牧區(qū)地域，使農業(yè)區(qū)與牧業(yè)區(qū)之分界逐漸向北推移。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居延漢簡所見“田卒”、“治渠卒”諸稱謂，可能即此次北邊經濟開發(fā)事業(yè)的文字遺存。遼陽三道壕西漢村落遺址中畜圈鄰近廁所，內中多積有糞肥4 ，說明當時所謂“務糞澤” 的農田施肥技術已經推廣至北邊地區(qū)。居延漢簡中可見有關“運糞”的內容，如：“ 以九月旦始運糞”（73.30）。居延漢簡又可見所謂“ 代田倉”（148.47，273.14，273.24，275.19，275.23，543.3，557.3，557.5A，557.5B），許多學者據(jù)此以為，中原先進耕作方法“代田法”當時已經在北邊推廣。

3. 遼東：北邊東段與河西對應的軍事格局

秦始皇、漢武帝的政治實踐中，都透露出一種海戀情結。其“并�！毖残械膲雅e，也反映了對燕、齊文化的特殊重視。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出巡，“之碣石”，“刻碣石門”。遼寧綏中至河北秦皇島沿海地區(qū)發(fā)現(xiàn)多處規(guī)模宏大的秦漢建筑群基址。遺存分布較為密集，表現(xiàn)出服務高層居住的性質，研究者以為應是“秦代行宮遺址”。 其中占地達15 平方公里的石碑地遺址，有人認為很可能就是秦始皇當年東巡時的行宮，即所謂“碣石宮”。也有學者指出，河北北戴河金山嘴到橫山一帶發(fā)現(xiàn)的秦行宮遺址，與遼寧綏中的建筑遺址都是碣石宮的一部分。

據(jù)司馬遷在《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中的記載，秦二世元年（前209），亦曾經由李斯、馮去疾等隨從，往東方巡行。這次出行，時間雖然頗為短暫，行程卻甚為遼遠，也行歷燕、齊之地：“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并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薄八熘吝|東而還�！卑凑者@一記述，秦二世兩次抵達北邊防線的東段。西漢時期對于此地的關注，繼承了秦王朝執(zhí)政集團的區(qū)域經營理念。

北邊交通體系中與河西對應的遼東一翼，是漢帝國外交的另一重心。其作用之一，在于直接密切了中原與朝鮮地方的交往。史念海曾經指出：“東北諸郡瀕海之處，地勢平衍，修筑道路易于施工，故東出之途此為最便。始皇、二世以及武帝皆嘗游于碣石，碣石臨大海，為東北諸郡之門戶，且有馳道可達，自碣石循海東行，以至遼西遼東二郡�！�

遼東道路與并海道連接，形成了秦漢帝國交通體系的重要結構。而相關交通進步對朝鮮的文化方向，也有顯著的影響。

4. 北方草原通路的“閉”與“開”

《史記》卷110《匈奴列傳》記：“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關市是聯(lián)系農耕區(qū)和畜牧區(qū)經濟往來的重要形式。

關市貿易的活躍，促進了漢帝國文化影響的擴張，也是當時東亞歷史文化進步的一個亮點。戰(zhàn)爭曾經短暫限制了這種交往。然而即使在敵對條件下，匈奴和漢帝國之間的關市貿易依然長期維持。這就是司馬遷所說：“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于漢邊，不可勝數(shù)。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

《后漢書》卷90《烏桓傳》記載，漢順帝陽嘉四年（135）冬，烏桓侵擾云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賈牛車千余兩”。以關市貿易為主要形式的民族經濟交往，擴大了畜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相互影響，而漢帝國的文化強勢，也得以借助經濟實力影響草原地區(qū)。

5. 北邊交通對漢帝國交通建設的帶動作用

北邊交通體系的建設是受到漢帝國充分重視的行政內容。在秦始皇、秦二世之后，漢武帝也曾經巡行北邊。據(jù)《漢書》卷24 下《食貨志下》：“行西踰隴，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蕭關，從數(shù)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庇捎诮煌ńㄖ频牟煌陚鋵Φ胤叫姓�長官的懲罰，顯示出最高執(zhí)政者對北邊交通作用的看重。

長城和直道構成了一個“丅”形的結構。這一結構，既有防衛(wèi)意義，又有交通意義；既有軍事史的意義，又有文化史的意義。而東部地區(qū)另一個“丅”形的交通結構，表現(xiàn)于北邊防務體系的東段與并海道的連通。漢代的北邊交通，可能是全國交通網中最受重視的部分之一。北邊交通的成就，對于漢帝國的總體交通建設有帶動的作用。

通過對居延漢簡中郵驛史料以及《漢書》卷79《趙充國傳》中相關內容的分析，可以推知北邊交通系統(tǒng)中信息傳遞體制的效率。居延漢簡中所見交通管理制度的完備，“車父”身份在北邊交通中承擔的角色，車馬等交通條件的優(yōu)越等，都體現(xiàn)了優(yōu)先服務于軍事的北邊交通體系的地位。其積極能動的特質，使其成為全國交通建設的榜樣。

6. 北邊交通與漢帝國的世界形象

懸泉置簡多有關于漢帝國使團出行的信息，如題名“縣泉置元康五年正月過長羅侯費用簿”的簡冊 2 ，作為中原與西域交通的重要資料值得重視。簡文也有西域諸國使團東來的記錄。 3 漢帝國的國際形象通過北邊交通提供的視窗得以展示，值得研究者注意。

漢代人常以“大漢”自稱�！稘h書》卷22《禮樂志》有“大漢繼周”的說法，《漢書》卷29《溝洫志》載賈讓奏言中又說到“以大漢方制萬里”。所謂“大漢繼周”，是時間定位；所謂“大漢方制萬里”，則是空間定位。前者體現(xiàn)出“大漢”在當時人歷史意識中的崇高地位，后者則顯示出有關“大漢”在當時人地理觀和天下觀中的廣闊幅面。而揚雄《解嘲》：“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后椒涂。東南一尉，西北一候。”也是有關“大漢”遼闊疆域的表述。所謂“西北一候”，也體現(xiàn)了北邊交通之重要。與“大漢”相近，又有“皇漢”的說法。而更能夠表現(xiàn)出當時社會國家意識的通用語匯，是所謂“強漢”。

《漢書》卷70《陳湯傳》記錄了漢軍破郅支城（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擊殺匈奴單于之后甘延壽、陳湯的上疏：“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于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并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段126 字的文字中，三次使用了“強漢”這一語匯。特別是所謂“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一語，絕不僅僅是個別軍官的激烈之辭，而應當理解為當時較廣泛社會層面共有的一種強國意識的鮮明表現(xiàn)。對于是否懸郅支單于首在長安街頭示眾，朝廷發(fā)生爭議，最終確定“懸十日乃埋之”，以形成對“蠻夷”的威懾。值得重視的是，“強漢”體現(xiàn)的民族自尊意識，是在北邊形成又正式宣示并且產生了強烈的文化影響的。

《后漢書》卷19《耿恭傳》記載中郎將鄭眾為耿恭請功上書：“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沖，對數(shù)萬之眾，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出于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后殺傷丑虜數(shù)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jié)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逼渲小安粸榇鬂h恥”的說法，可以看作后來“國恥”意識和“為國爭光”追求的早期表現(xiàn)。

淮南王劉安諫征閩越，有“竊為大漢羞之”語。漢靈帝熹平六年（177），就征伐鮮卑事“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說：“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zhàn)，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zhí)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丑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這里所謂“皇威辱外夷”，是說“皇威”為“外夷”所“辱”�！逗鬂h書》卷19《耿恭傳》最后一段評述，也說到“不為大漢羞”：“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后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于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于柯盟，相如申威于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嘆息�！狈稌弦詾樘K武和耿恭一如勇敢捍衛(wèi)國家利益的先秦外交家曹沫和藺相如，卻沒有得到國家應有的表彰，于是深切“嘆息”。這里所說的“不為大漢羞”，與鄭眾所謂“不為大漢恥”，語意是相當接近的。這些言論的發(fā)表都與北邊與外族的戰(zhàn)爭有關，是值得深思的。

與“國恥”、“國羞”反義，人們以“國華”表示國家的光榮。《國語·魯語上》：“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韋昭注：“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光華也。”張衡《西京賦》寫道：“方今圣上，同天號于帝皇，掩四海而為家，富有之業(yè)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 1 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彼�謂不以“靡麗”為“國華”的認識，也體現(xiàn)了一種頗為清醒開明的國家榮譽觀。

我們看到，在漢代，確實有“以靡麗為國華”的情形。如《史記》卷123《大宛列傳》記載：“是時上方數(shù)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遍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彼�謂“饒給”，所謂“遍觀”，有宣示“國華”的目的。在這種外交典禮中顯示富強，以期震懾外人的故事記述于《大宛列傳》中，也不是偶然的。

7.“客”、“亡人”和“匈奴降者”：北邊交通的活躍因子

居延及敦煌漢簡有關“客”的內容，除標識使團成員身份外，大多反映了當時西北邊地人口構成中帶有較顯著流動性的特殊人群的存在�！斑h客”、“有客從遠所來”及“東方來客”等簡文，可知多有以“客”的身份生活在西北邊塞的“東方”人。簡文所見“客吏民”、“客民卒”稱謂，暗示“客”具有與“吏”、“民”、“卒”不同的社會身份。簡文中出現(xiàn)的“客民”、“客子”身份標志，也值得研究者注意。居延漢簡也反映了“使客”現(xiàn)象，然而從現(xiàn)有資料看，當時西北邊地“客”的活動，似乎并未明顯表現(xiàn)出與豪族有特別的關系。居延簡“第有毋客等四時如律令”或許體現(xiàn)出對“客”嚴格檢查監(jiān)控的制度�！翱兔褛w閎范翕等五人俱亡皆共盜官兵臧千錢以上”事，則是“客民”叛逃的案例。

“亡人”，是當時對內地逃往匈奴居地的民人的通行稱謂。居延漢簡中的相關資料，告訴我們“亡人越塞”現(xiàn)象曾經相當普遍。于是漢文帝致匈奴單于外交文書中肯定對方“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的認識。 2 漢的“亡人”曾經在民族文化交流中發(fā)揮過明顯的作用。如果我們擺脫狹隘的民族道德觀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的束縛，觀察這一現(xiàn)象，應當有客觀的判斷。

同樣，漢帝國也往往“得匈奴降者”�？梢宰鳛榕c漢“亡人”反方向人口流動的歷史例證的，還有“胡巫”、“胡賈”、“胡騎”在中原的活躍表現(xiàn)，“胡奴”也服務于內地社會經濟 5 。而較大規(guī)模的游牧族內遷史事，是匈奴的內附。這些現(xiàn)象，也都體現(xiàn)出北邊交通體系作為民族交往的走廊的重要文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