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計篇
　　孫子日：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經(jīng)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將，五日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日：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夫未戰(zhàn)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zhàn)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譯文
　　孫子說：戰(zhàn)爭是國家的頭等大事。它關系到軍民的生死，國家的存亡，是不得不認真考察研究的。
　　因此，要通過對敵我五個方面的分析，通過對雙方七種情況的比較，來預測戰(zhàn)爭勝負的情勢。這五個方面：一是政治，二是天時，三是地利，四是將領，五是法制。所謂政治，就是指人民和君主要同心同德，可以同生共死，而不會懼怕危險。所謂天時，就是指晝夜、寒冷炎熱、四季變化。所謂地利，就是指路途遠近、地勢險要平坦與否、戰(zhàn)場廣闊狹窄與否、生地還是死地等地形條件。所謂將領，就是指將帥的才智、威信、仁義、勇猛、嚴明等品質。所謂法制，就是指軍隊的組織編制、將吏的職責與管理、軍需的配備與使用。凡屬這五個方面的情況，將帥都不能不知道。能充分了解這些情況的就能打勝仗，不了解這些情況的就不能打勝仗。所以要通過對雙方七種情況的比較，來預測戰(zhàn)爭的情勢：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將帥有才能？哪一方得天時地利？哪一方法令能夠貫徹執(zhí)行？哪一方兵強馬壯？哪一方士兵訓練有素？哪一方賞罰公正嚴明？我們依據(jù)這些，就能夠判斷誰勝誰負了。
　　君王的將帥如果具備我選將的標準，用兵作戰(zhàn)便能勝利，要任用他、留住他；君王的將帥如不符合我選將的標準，打仗必會失敗，要放棄他、不用他。
　　籌謀有利的方略已被采納，于是就造成一種態(tài)勢．作為外在的輔助條件。所謂態(tài)勢，即憑借有利于己的條件，靈活應變，掌握作戰(zhàn)的主動權。
　　用兵打仗是一種詭詐的行為。因此要做到能打而裝作不能打，要打而裝作不愿打，要打近處而裝作要打遠處，要打遠處而裝作要打近處。敵人貪利就用利益引誘他，敵人混亂就乘機攻取他，敵人力量充實就注意防備他，敵人兵強馬壯就暫時避開他，敵人氣勢洶洶就設法擾亂他，敵人謙卑慎行就要使之驕橫松懈，敵人休整良好就要使之疲勞，敵人內(nèi)部和睦團結就要設法離間他。要在敵人沒有防備的地方發(fā)動攻擊；在敵人意料不到之時采取行動。這是軍事家克敵制勝的訣竅，是不可預先講明的。 開戰(zhàn)之前就預計能夠取勝的，是因為籌劃周密，勝利條件充足；開戰(zhàn)之前就預計不能取勝的，是因為籌劃不周．勝利條件不足。籌劃得越周密、條件越充足，獲勝的可能越大；籌劃得越疏漏、條件越不充足，獲勝的可能就越小，更何況不作籌劃、毫無條件呢？我們依據(jù)這些來觀察，那么勝負的結果也就呈現(xiàn)出來了。
　　歷史重現(xiàn)
　　勾踐滅吳
　　吳越之戰(zhàn)，是春秋末期位居長江下游的兩個諸侯國吳和越之間進行的最后一次爭霸戰(zhàn)爭。自公元前510年開始，持續(xù)至公元前475年，歷時共35年，中經(jīng)吳伐越的橫李之戰(zhàn)，越伐吳的夫椒之戰(zhàn)、笠澤之戰(zhàn)和姑蘇圍困戰(zhàn)，最終以吳的滅亡而告終。
　　公元前514年，闔閭登上吳國王位，即任用逃亡到吳國的原楚國貴族伍員（伍子胥）和齊國的孫武，改革內(nèi)政，“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擴充軍隊，加強戰(zhàn)備，并制定了“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的戰(zhàn)略方針。而當時位于今天浙江北部地區(qū)的越國，領土狹小，人口稀少，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相對落后。
　　楚國為聯(lián)越制吳，積極扶植越王允常，從而使其力量迅速壯大。公元前510年，吳國進攻越國，兩國爭戰(zhàn)就此展開，雙方你來我往，開始了長期的拉鋸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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