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憶》正文賞讀
　　我的父親吳德峰曾是“中共特務三大亨”之一
　　文/吳持生
　　吳德峰，中共早期革命家，湖北保康人，1922年參加革命，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9月任中共武漢地區(qū)委員會委員兼軍委書記。吳德峰長期從事和領導黨的地下工作，是“隱秘戰(zhàn)線的卓越領導人”（王震語）。他曾是大革命時期武漢國民政府的公安局長。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武漢發(fā)現(xiàn)的國民黨刊物上，曾這樣描述他——“中共特務三大亨，猶若孺子是康生，喜怒無常李克農(nóng)，老奸巨猾吳德峰”。他歷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長、中央政治保衛(wèi)局江西省分局局長、湘贛省保衛(wèi)局局長、紅六軍團和紅二方面軍保衛(wèi)局局長等重要職務。1937年到西安發(fā)展和領導黨的地下工作。1946年任北平軍調處執(zhí)行部秘書、武漢執(zhí)行組顧問，后歷任晉察冀中央局敵工部部長兼阜平縣委書記(糾偏)、鄭州市委書記。1949年5月24日，武漢市人民政府成立，吳德峰出任新生的武漢市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市長。后歷任國務院政法辦副主任，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黨組副書記，政法學會會長、黨組書記。1976年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
　　父親多年從事秘密情報、交通等特殊性工作，他的事跡鮮為人知，甚至在黨內除一些老同志外，真正了解他的人也不多。但他老人家在我們兒女的心目中始終是受崇敬的嚴師、慈父。他有堅定的共產(chǎn)主義信仰、信念；對黨、對革命事業(yè)有執(zhí)著、無私奉獻的精神；他對敵人、對艱難險阻和對突發(fā)事件，有隨機應變、臨危不懼、機智多謀、堅韌不拔的能力；他博聞強識、思維敏捷，長于邏輯推理、分析預測，更有優(yōu)秀的組織能力。他在我心目中留下了難以忘懷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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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被敵人稱為
　　“中共特務三大亨”之一
　　1949年5月14日，父親受命任中央直轄市武漢市市長。那時，武漢剛解放，城市千瘡百孔，百廢待興，正常秩序尚未恢復，城市建設、糧食、防汛、災民救濟安置、特務的破壞、暗殺等問題一件件接踵而來，特務曾幾次在新生花園等處預謀暗殺父親，但均未得逞。
　　足智多謀、臨危不懼、愛憎分明、堅韌不拔是父親工作的風格和特點。那是1947年，武漢的國民黨刊物刊登了一篇題為“中共內幕”的文章，稱父親為“中共特務三大亨”之一的“老奸巨猾的吳德峰”。敵人的怨恨和謾罵，反映了父親令其喪膽的一面。實際上，他并沒有什么神秘之術。正如他自己所說：“忠誠則膽大，認真則心細，知己知彼則戰(zhàn)無不勝�！�
　　父親在長期的地下工作中留下的傳奇故事正是這一“神秘之術”的體現(xiàn)。
　　1938年父親在西安做情報工作時，曾拜訪一名國民黨上層人物，并趁其打針之際，偷看他桌上放的一份重要情報并牢記下來，然后電報傳至延安，后來與得到的原件比對，連標點符號都不差�！拔幕�大革命”中，一次造反派批斗他講法院獨立審判的問題是反黨、反毛主席的，他告訴造反派這不是他講的，是毛主席講的，告訴造反派是毛選哪種版本第幾頁、第幾段、第幾行，并把原文全背了下來，并告訴造反派這本書現(xiàn)在在女兒持生手中。造反派找我要書一查，果然講得絲毫不差，不得不佩服地說：這“老家伙”的記性真好。
　　還有一次，他同羅表叔（為地下工作需要，稱羅青長為表叔）出外辦事，手提箱內放著一份秘密文件。正走著，突然發(fā)現(xiàn)前面國民黨設了搜查行人的關卡。父親暗示羅表叔一起進了路邊的書店，借購書付錢之際將文件夾在新買的字帖中。父親交店員包好后卷在手中，讓表叔提著箱子先走，他隨后大搖大擺地向卡子走過去。輪到搜查他時，他很自然地將雙手舉起，書也隨著舉上去，搜完后走了兩三步后慢慢將手放下來，好像突然想起手中的書，又慢慢轉身，原地不動地將書出示給搜查的敵人看，并示意地問：“先生這書……”話還沒講完，對方就不耐煩地擺了擺手讓他走了。
　　1930年秋冬，中央交通局受命負責完成中央領導機關由上海搬家到中央蘇區(qū)的任務。父親親自去過一趟蘇區(qū)，順便到鄂東特委書記胡梓處取回一批巨額（十斤左右）黃金回上海。這項工作要求很嚴格，必須有一整套完備的手續(xù)，帶回的黃金數(shù)量與賬單必須相符，不能缺斤少兩。在提取黃金時，只找到一個沒有秤砣的秤，這給計量工作帶來了困難。父親靈機一動，用四塊銀圓（袁大頭）做秤砣，按當時銀圓制造局規(guī)定的一塊銀圓重量為七錢二分，按此計算稱出黃金重量。然后找人特制了一個子彈袋，將黃金裝進去縫死背在身上，外罩長袍，在另外兩名交通員的配合護送下，日夜兼程順利趕回上海。父親回到上海后，將黃金交給中央經(jīng)費管理部門驗收，發(fā)現(xiàn)數(shù)量對不上。管理部門的負責同志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非常相信父親，說：“德峰同志向來心細，不會錯的，你們再找德峰同志核對一下看問題出在哪里�！备赣H仔細回想，黃金從鄂東到上海，始終未離過身，子彈袋縫得很死也不可能掉出來，想來想去，問題可能出在做秤砣的四塊銀圓上，造幣廠可能為了克扣銀兩，銀圓分量不足。結果把帶回的四塊銀圓拿去核對，果然如此，按四塊銀圓核對黃金數(shù)量無誤。經(jīng)手的同志無不稱贊父親知識淵博、膽大心細、做事嚴謹，對黨的事業(yè)一絲不茍、忠貞不貳，同時也佩服周恩來對干部的信任、了解。
　　1928年，父母從開封撤回上海后，以河南商賈身份租房住機關。房東太太見父母人口簡單、有紳士氣派，非常歡迎，誰知家具一到馬上翻臉，說什么也不讓進門，說要住房必須得找三家鋪保。一問才知道，這套家具和前面的房客家具一模一樣，前面的房客沒住幾天就被以共產(chǎn)黨罪名抓走，家具現(xiàn)在還堆在一間客房中。父親一聽不動聲色地解釋，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就近隨便臨時購買了一套家具，并答應立即找三個鋪保，房東太太這才答應他住下。事后父親馬上把這一情況報告中央，并下發(fā)通知，今后住機關購買家具、用品必須注意避免千篇一律買便宜貨，防止暴露身份……
　　《揭秘》正文賞讀
　　梅光迪與胡適：從諍友到對手
　　很多人知道梅光迪的大名，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那時，他在東南大學和胡先骕、吳宓諸位教授辦了一份雜志《學衡》，與胡適積極推行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唱對臺戲。論戰(zhàn)的結果自然無損于新文化與新文學前行的腳步，《學衡》一幫人從此落下了文化“保守主義”的詬名。而事實上，《學衡》主將梅光迪與新文化主將胡適是有一段曲折的交往歷程的。
　　亦師亦友
　　梅光迪，1890年2月14日生于安徽宣城弋江西梅鄉(xiāng)西梅村。字迪生，又字覲莊。梅氏為宣城望族，宋代出了著名文學家梅堯臣，清代出了數(shù)學家梅文鼎。其祖上數(shù)代務農(nóng)，至其父梅藻一輩始親詩書，膝下有三子，梅光迪為長子。十二歲前，梅光迪在家鄉(xiāng)受教于父親梅藻，讀完四書五經(jīng)。據(jù)說梅光迪天資聰慧，能夠過目成誦，精于制藝文字，十一歲考中秀才，被鄉(xiāng)人視為神童。家族的榮耀、舊學的深厚以及成名之早對梅光迪思想與性格的形成自然有很大關系。繼承了徽州人闖蕩天下的傳統(tǒng)，梅光迪年紀輕輕就出門求學，先后在安徽高等學堂、上海復旦公學學習。
　　1909年秋天，胡適在上�？赐�宗友胡紹庭，而梅光迪與胡紹庭同舍而居，因得相識。1910年仲夏，胡適和友人北上應游美之試，梅光迪也去北京，參加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學習考試。兩人恰巧乘坐同一條船，彼此相見，真是驚喜過望。這段本來枯燥漫長的旅行，卻因為兩個年輕人的邂逅而充滿愉快的氣氛。兩人促膝長談，徹夜不眠，暢談鄉(xiāng)情、理想、抱負，越談越投機，真正有點相見恨晚的感覺。到了北京，胡適多次看望梅光迪，梅光迪逾時不見胡適則心情郁悶。這為他們以后的交往打下深厚的感情基礎。
　　胡適赴美留學臨行前，讓梅光迪“一言相贈”，梅光迪不僅在贈言中表達了對時局之憂患、報國之心切的情感，并勉勵胡適努力學習，施展抱負，“無負于吾國人之責望”。在隔洋相念的日子里，兩人書信往來不斷，相互勉勵，交流思想情感。胡適初到美國，是在康乃爾大學農(nóng)學院學習，但是興趣廣泛的胡適對人文的學習與研究依然濃厚，這和本來就致力人文學習與研究的梅光迪有了許多共同語言與話題。
　　1911年8月15日，胡適從北京清華學堂榜上知道了梅光迪來美學習的消息，在日記里用“狂喜不已”來形容當時的心情。不過，梅光迪去了威斯康辛大學，兩人平時難以相見，只有書信頻傳。
　　胡適樂意和梅光迪交往，除了同鄉(xiāng)之誼之外，更多的是兩人在文化領域的興趣與思考有共同語言。梅光迪舊學功底深厚，勤于思考，時有見地，并直言不諱，使人真誠有益。有一段時間，胡適甚至要到梅光迪所在的大學讀書，因遭到梅光迪的斷然反對而放棄。而梅光迪敬佩胡適的才氣與活力�？傊�，彼此之間，傾心相對，亦師亦友，堪稱佳話。怪不得梅光迪不無自得地給胡適寫信說：“得師固難，得友亦難。迪竊嘗思之，吾人擇友，志同道合，性情之際又能契合無間者固好；其有一于此不能強同者，正可藉以他山之助，以長補短，彼此借鏡耳。”
　　在胡適成長過程中，梅光迪的“他山之助”至少可以從幾個方面看出來。
　　其一是鼓勵胡適棄農(nóng)從文。胡適去美學農(nóng)，梅光迪覺得不合適，不過他沒有多說什么，只鼓勵胡適不要放棄人文的學習。后來，在是否真正改換專業(yè)的問題上，胡適依然主意不定，就寫信與梅光迪商討，他連同自己的日記一同寄給了梅光迪。梅光迪立即表態(tài)，極其贊成，他說胡適“本非老農(nóng)，實稼軒、同甫之流”，選擇專業(yè)應該“就其性之所近而為之”。這終于使胡適做下了一生早就應該做的最重要的選擇。不僅如此，梅光迪還鼓勵與規(guī)劃了胡適文科學習的發(fā)展方向：“淹灌中西文章，將來在吾國文學上開一新局面，則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誰？”讀到這樣的文字，胡適真的沿著這樣的道路前行了，而且走得比梅光迪想象得遠得多。
　　其次，梅光迪促進了胡適開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思考與研究。在胡適從事文學革命思考與嘗試之前，這是胡適專業(yè)學習的主要領域。而梅光迪已經(jīng)確立了自己的專業(yè)方向與文化理想，對于國學的探討成為一段時間兩人頻繁通信的主要內容。有時洋洋灑灑，動輒千言，用心用力，豐富而深入。
　　不過，在文化立場與方法上，梅光迪整理國學的思想與方法是學貫中西，去除“謬說”，回到原典；而胡適認為“凡一種學問必須見諸世用，始不得謂之空談”，一個回到“本源”，一個追求“致用”，雙方已經(jīng)出現(xiàn)分歧。但是，這并沒有影響兩人的感情交流與思想對話。1916年1月幾個同學同游時，胡適還寫下這樣的詩句：“種花喜種梅，初不以其傲，欲其蘊積久，晚發(fā)絕眾妙�！卑岛�了對梅光迪的欣賞與激勵。
　　漸行漸遠
　　1913年9月，胡適轉康乃爾大學文學院，梅光迪在芝加哥西北大學。兩人依然書信不斷，傾談國事、家事、身邊事，親密無間。其間，梅光迪的心境并不好，除了痛失親人，經(jīng)濟拮據(jù)，在人事處理和學業(yè)操作上依然沒有理出很好的頭緒。他的收獲之一，是結識了后來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東南大學）擔任文理科主任的劉伯明。而胡適則依然活躍而忙碌，他辦《科學》雜志，到處演講、調研，風頭正健。
　　1914年7月18日，諸友成立“讀書會”，約定每周讀英文文學書一部，周末聚論，人數(shù)不多，梅光迪也在列。這段時間，胡適寫詩的興致越發(fā)濃厚，且開始有自己獨特的寫作感受，這為善于在生活中發(fā)現(xiàn)問題的胡適后來致力文學革命埋下了伏筆。
　　1915年，“文學科學研究部”成立，胡適的研究論題是：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于教授？在研究過程中，胡適認為中國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文學也應該改革。討論中，梅光迪一開始就持堅決反對的態(tài)度，這給胡適留下了“最守舊”的印象。不過，胡適并不灰心，他四下游說，積極鼓動，認為文學革命的時機已經(jīng)來臨，同學們不容坐視，希望梅光迪等同學立志“文學革命”并積極投身其中，遺憾的是當時并沒有獲得同學們的廣泛理解與支持，這反而激發(fā)了胡適獨自挑戰(zhàn)的志氣與勇氣。
　　經(jīng)過討論，胡適決定從詩歌革命入手解決文學革命的問題。他首先提出的觀念是：“作詩如作文。”對此，梅光迪不以為然，并斷言“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自有詩以來已分道而馳”。
　　在胡適1917年歸國前的這段時間，梅光迪和胡適就詩歌改革問題進行了尖銳而激烈的爭論，也顯示出雙方在文化觀念與文學觀念上的深刻分歧。
　　總體上，梅光迪雖也認為“文學革新，須洗去舊日腔套，務去陳言，固矣”。但是，他始終堅持詩歌白話化絕不可行。他認為文化清理工作已經(jīng)夠亂了，激進的做法只會有害無益。他希望胡適致力于思想與學問之研究，不必搞什么詩歌改革，瞎折騰。執(zhí)著而耐心的胡適一面依然致信梅光迪，繼續(xù)做說服工作，另一方面，他認為“中國俗話文學是中國的正統(tǒng)文學”，應該用白話替代古文。胡適顯然已經(jīng)開始從“歷史”的考察中為自己的主張尋求依據(jù)。
　　1916年7月8日，同學相聚交游，引發(fā)一場筆戰(zhàn)。在任叔永與胡適寫詩、論詩的過程中，梅光迪站在了頗為不服的任叔永一邊。他認為胡適的想法與做法“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價值”，于藝術上是降格以求，于文化上是“以暴易暴”。而胡適似乎堅持，既然改革是大家都認同的，那么不去嘗試與實施，只限于紙上談兵、高談闊論是不行的。胡適為了說服他，還寫了一首很長的打油詩送給梅光迪。這一次，梅光迪帶有嘲諷的語氣回敬他：“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足下誠毫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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