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人的江湖;大人物的黨與仇》選取近代史上風云際會,分分合合的十幾對人物,爬梳、解析了他們從相識到合作,一直到分道揚鑣的人格軌跡,從二人關系梳理歷史脈絡;從國學角度,解讀個人命運,發(fā)現人格高下,有獨特的閱讀價值。作者國學造詣深厚,文筆流暢,可讀性強,既可做歷史讀物,也是人生勵志讀物。
★《兩個人的江湖;大人物的黨與仇》選取了民國時期頗具影響力的一些大人物,他們有的起自草莽,有的源于舊朝,更多的則是新潮派。從二人關系的交集中對照各自跌宕起伏的人生,勾勒了一個刀光劍影的政治江湖;以兩個人的恩怨,敘寫了一個時代的歷史。
★看民國的那些人,聊民國的那些事,反觀當下,必有所悟!
江湖一分為二的多種可能
余世存
朋友觀瀾拿來《兩個人的江湖》,希望我為之作序,我猶豫之后又答應了。
說猶豫,是因為這部書摘選近代史上的人物多是人們熟悉的,風格雖較為淺近,但不乏深意,我相信能夠得到讀者的認可,再讓我來饒舌實在有點多余。王闿運與楊度、梁士詒與楊度、朱啟鈐與雍劍秋、吳長慶與袁世凱、宋教仁與趙秉鈞、章太炎與袁世凱、梁啟超與章太炎、章太炎與孫中山、陶成章與孫中山、陶成章與陳其美、陳其美與蔣介石、何應欽與陳誠……,這些題目列出來都可供人說道說道,作者為我們提供了了解近代史的新角度,即從兩個男人的角度來看歷史。
通讀全書,可以說這是作者以人物比較的方式為我們串起一段段的近代史。近代史在當代國人視野中的面貌,是支離的、不充分的,它的流布遠非均衡,人們對它的認知仍是局部的、有限的。這也是為什么民國熱多年,我們身邊罕有“民國范兒”。我們熱衷于談論歷史人物,我們自己卻比談論的歷史人物矮小得多。因此,無論今天我們社會的“國粉”有多么廣眾,即使主流研究者和民間近代史愛好者們,也多把歷史想當然化了,他們很少同情地理解歷史人物。
南方朔曾說,民國史的殘余問題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歷史問題,將它變成歷史問題,預設了歷史的動蕩還要繼續(xù)。這話值得一切近代史的研究者和讀者注意。
其實,近代歷史的殘余遠不止政治,還有思維本身。我曾經說過,陰陽兩儀是中國文化特別突出的范疇,以之看歷史江湖,不僅蔣與毛是一對陰陽,魯迅、胡適是一對陰陽,虛云、弘一是一對陰陽,一切歷史舞臺上剩下兩人互動、對決、較量的情景都可看作陰陽兩儀的顯明和成全。只是我們很少認真看待這兩個人的江湖跟中國史、跟我們個人之間的聯系。
把世界一分為二不僅為中國文化獨有,也是其他文明生存的重要方式。天地、男女、春秋、時空、東西之爭、南北之爭、城鄉(xiāng)之爭、中心與邊緣之爭等等,都說明一分為二現象和思維的無處不在。問題在于,東西方文明都很早地意識到,一分為二后的世界是需要二的和合,即中國人說的孤陽不生、孤陰不長,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但托名孔子的《易經系辭傳》第一句即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將尊卑賦予二元世界的結果,是認定了二元世界中具有絕對的善惡或忠奸價值。自秦漢以降,千百年來的中國人就在華夷之辯一類的二元思維中依附、勢利、斗爭,或崇或卑、爭強好勝、重男輕女、扶陽抑陰,等等。
直到宋朝,中國的上層精英才在思想意識中明確,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偽,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直到明代,民間流傳的《三國演義》中才明確,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正是宋明以降,中國人更變本加厲地在二元世界里加強“一元化領導”,存天理而滅人欲,餓死事小而失節(jié)事大,仇必仇到底,等等。
這樣的二元思維,不僅導致一元化的絕對權力,而且導致忠奸善惡思想的無處不在。由此,在歷史敘述中,忠奸、善惡、好壞也成為一元化的主線貫穿一代代人的心中。于是,在主流和民間,在廟堂和江湖,在都市和鄉(xiāng)村,在學院和民科、上頭和下級、西方和東方之間,后者基本上只能充當前者拙劣的募仿者,后者只能作為前者的應者蟲而存在,后者只能以說書人或聽書人的身份存在。老子說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但在二元思維中,二元相仇的結果是讓一坐大,出現一的反動,而三和萬物難以生長。
反觀當今世界,二元政治思維早已為科學人文等現代思維取代。世仇的英法、德法等國家不僅學會了和平共處,而且結合成為一個人類的共同體。美國南北戰(zhàn)爭中生死相抗的士兵們則在相鄰的墓地安息;即使“南方奴隸主階級的軍事幫兇”“反動頭子”羅伯特?李,今天也在為美國人紀念;而華盛頓總統(tǒng)的莊園,今天仍保留著他的精美居室以及他的奴隸們粗陋的生活實物;等等,對真實的尊重而非對其中一元的尊崇,才是他們的社會今天發(fā)達而文明的深刻原因!我們可以想見,“兩個人的江湖”在我們這里絕不是歷史問題,將其變成歷史問題,表明“歷史的動蕩還要繼續(xù)”。
我最終答應為《兩個人的江湖》寫點兒什么,是意識到觀瀾在本書中涉及的問題值得每一個人注意。即使江湖世界只有兩個人,這兩個人的結局并非只是你死我活的;而我們讀近代史和本書也能知道,江湖世界遠非只有兩個人,世界不僅可以一分為二,還可以一分為三,一分為四。我們只有對其中的每一種存在都抱持相當的理解,我們才有更大的智慧去應對生活或“歷史的動蕩”。
是為序。
自序
民國時代,肇始于1912年1月1日。這一天,孫中山在混沌動蕩中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正式下令定國號為“中華民國”。從此,民國時代開始了。此后,帝制共和幾經反復,獨裁民主相互角力,直至38年后“蔣記民國”倒臺,民國時代便匆匆結束。
真可謂,驟然而來,驟然而逝。
然而,在這短短38年里,民國卻涌現了一批響當當的人物。
這批人物,有的起自草莽,有的源于舊朝,更多的自然是新潮派。出身各異,職業(yè)不同,盡管都擠在同一面“推翻帝制,締造共和”的革命大旗下,嘴上大聲說著新潮時尚的詞,然而,很多人的心底終究懷著中原逐鹿問鼎天下的舊夢。
于是,適才詛咒帝制的人,轉身坐上了龍椅!昨日大罵軍閥者,眨眼又成了軍閥!
就連偉大的孫中山先生,其倡言人權,卻要廖仲愷等革命黨人,按手印宣誓將其個人性命完全交付給自己,一起去干中國的民主事業(yè)。
英雄乎?奸雄乎?抑或梟雄耶?
王道乎?霸道乎?抑或無道也!
民國那些人物就這樣紛紛登場扮演著各自的角色。
他們或結群為黨,或三兩為友。結黨者未必能同仇敵愾,為友者自然不能全都終保友誼。
為友為仇,全看當時社會的情勢。
當然,無論身為同志最后分道揚鑣,還是先為朋友最終割袍斷義,都在晚清民國的動蕩年代或官場江湖里留下兩個人清晰可見的人際脈絡。
順著這一條條人際脈絡,我們便可在紛亂糊涂中找到一個不糊涂的民國。
于是,便有了這本書的誕生。
江南
2014年5月15日于一止齋
江南,原名葉觀瀾,傳統(tǒng)文化學者,國學名家,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國內眾多高校國學班客座教授,安徽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大學生素質教育中心主任、安徽新華學院國學研究院院長。
師徒兩代帝師夢——王闿運與楊度
爭寵斗法反被圈——梁士詒與楊度
政商勾結而知進退——朱啟鈐與雍劍秋
貴人相助成就一世梟雄——吳長慶與袁世凱
書生政治與走狗政客——宋教仁與趙秉鈞
“國士病”VS“帝王術”——章太炎與袁世凱
民初政壇兩支筆——梁啟超與章太炎
文章家與革命家之風馬!绿着c孫中山
同志容易同道難——陶成章與孫中山
同室操戈兩政敵——陶成章與陳其美
一門顯赫兩兄弟——陳其采與陳其美
相互成全不了情——陳其美與蔣介石
花自飄零水自流——陳布雷與邵力子
領袖身邊兩對頭——何應欽與陳誠
半世糾纏一首詩——馬君武與張學良
《兩個人的江湖;大人物的黨與仇》:
梁氏進入交通系統(tǒng),同樣源自于袁世凱對他的賞識和唐紹儀所給予的信任。
追溯起來,交通四政還是在李鴻章等人扶持下由盛宣懷一手操辦起來的。李鴻章死后,袁世凱承其政治衣缽,為培植北洋實力集團亟需掌控財源,于是便變著法子從盛宣懷手中接管了李盛二人聯手創(chuàng)下的所有近代實業(yè),交給自己的親信主導。
在各類實業(yè)中,交通四政辦得最有成效,而四政之中,前期尤以鐵路營運獲利最多。所以袁世凱接收后便舉薦親信唐紹儀為郵傳部鐵路督辦大臣,統(tǒng)管京漢、滬寧、道清、正太、汴洛五大鐵路。至于具體事宜,唐紹儀則全面放權給助手梁士詒,不久清廷在郵傳部專設五路提調,由梁出任,至此梁士詒的管理才能和理財本領得到進一步展現。
早期中國的鐵路多為列強把持不放,除了鐵路運營本身能產生的巨大收益外,還可以打通攫取中國利權的路徑,獲得超出經濟范疇的政治權益,帶動列強在中國的勢力范圍的擴張。因此清廷所謂的督辦也好,提調也罷,實質上是替洋人打下手。但梁士詒接手路政之后,接連砍了三板斧,一舉改變了這種弱勢局面。
第一板斧:對外交涉,收回主權,通過發(fā)行公債,還清借款,從比利時人手里贖回京漢鐵路1300多公里的路權。
第二板斧:設立交通銀行,解決以往借款辦鐵路、由外國銀行分儲匯劃造成損失的弊端。
第三板斧:增筑鐵路,擴展線路,清理積弊,增加收益。梁前后主持路政四年,鐵路由五路增加京奉、廣九為七路,后又再筑津浦、吉長、株萍擴展為十路。
……